即使在美国的大学竞争体制下，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采用哈佛的高淘汰率的明星教授制度，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大学，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美国名牌一流大学，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制度。原因很简单，以“挖角”为基础的明星教授制度，是需要巨额经费支撑的。即使象哈佛大学这样学校资金远远超出美国其他学校的巨型大学，她的校长也觉得这样的明星教授制度对学校财政具有巨大压力。如果他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建设整个大学，要维持这样的大学运转下去，恐怕最后他就要把哈佛大学Fogg博物馆的名画都卖掉，然后象某些中国大学一样向全世界出售哈佛的文凭。甚至早在1930年代，27岁出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30岁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界传奇人物Robert Maynard Hutchins 就曾在他的《论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对这种严重依赖巨额财政花费的办学方针大加针砭，“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大学也许接受了捐赠之后会变得更糟。而从教育或科学的观点看，它可能会变得不够平衡，充满混乱。依赖捐赠者一时的兴致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预见过了一年大学的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学不需要钱，也没有说大学不应该努力去争取钱。我的意思只是大学应该有一套教育政策，然后想办法为它找到资金，而不是让财政上的偶然变故来决定他们的教育政策”。

　　那么，美国其他一流大学建立一流院系的方法主要是什么呢？与哈佛大学相比，之所以这些大学大部分都采取从副教授开始授予终身教职的制度，就在于这些大学利用这样的体制来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两个方面。换句话说，这些大学不只是去别的学校去挖已经成名的教授，而是同时立足在本校培养符合终身教职学术标准的教师。比较优秀的教师经过6到7年的考察，往往就能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之前的试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 ），不仅是学校考察教师的时间，同样也是培养教师成长，使教师与该学校的研究传统逐渐相互适应的阶段。因此，这些一流学校的一些院系往往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而不受一时学术时尚的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方法。既然不能在薪酬上与资金雄厚的超级大学竞争，许多学校就力争在学术氛围，职务稳定性等方面建立自己的优势。利用这种方法，许多与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上颇有差距的公立大学同样有机会跻身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其中的代表，该校近些年一直排名全美前列，在一些权威排名中名列前十。其他一些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伊利诺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以及近年来学术声望迅速上升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都是拥有许多顶尖学科的名校。

　　而且，哈佛大学能够招聘到一流学者，首先是因为存在一流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在哈佛之外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真正决定美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是寥寥几所拥有巨额资金从而可以四处挖“角”的超级大学，而是许多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尽管这些大学未必总能保住那些社会名声很高、社会活动频繁的明星教授，但是它们往往拥有一大批认同美国大学的教育传统，不仅能够独立从事前沿的学术研究，而且对教书育人极为认真负责的教授。这些才是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相反，倒有不少美国高等教育的有识人士，批评明星教授尽管能有助于提高学校名声、吸引捐款、争取资助，但往往对实质提高教学水平助益不大，而且助长了片面追求商业化从而争聘明星的风气。哈佛大学政治学（Government）系著名教授Harvey Mansfield在接受全美学者协会的胡克（SidneyHook）奖的演讲时就说，“哈佛是今天美国大学的领头羊，但这不是因为哈佛拥有最好的教师或者最精明的管理者，而是因为哈佛拥有最好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