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应该是社会的批判者（没有批判哪来创新），其次是知识的创造者，至少也应该是知识的再生产者；他们更应该有独立的品格，总体说来，满足这样条件的很少，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人数很少。而传统的中国文人，是权利的依附者，是被权力意识扭曲了灵魂的人，是一群戴着假面具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也无法掩盖他们空虚的大脑，虚弱的灵魂的人；两千多年的官僚君主专制，给我们的社会制造了大量这样的垃圾。回头再看“文革”，不正是一场传统文人屠杀知识分子的惨剧吗？几百年的熏陶灌输控制压迫之下，不在其位的中国文人，要么不肯介入而去做道士僧人，要么就不肯旁观而以能最终身在其位为追求目标，介入而肯保持旁观的文人越来越少。如果说先秦列子中许多人还能算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的话，唐朝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了。文人的性格渐渐变得自卑懦弱。虽然生存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由于孔孟是唯一领到了可永久自由传播的Ａ类许可证的精子。黄老以及外来的佛学，则根据不同统治者的需要，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中国文人大都没有了放射异样精子的胆量。因为就算放出来了，也不大可能会有机会让人受孕成胎。

　　 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希腊智者派以下形成的权力制衡观念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则是以“道义”约束权力，这样的制衡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传统中国的知识者——士人们在传统制衡观念的约束下，周旋于君、道之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德权相匹”价值观念。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士人们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下，逐渐形成了士人特有的，主体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 士人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理想价值的选择上，他们重道义，轻利、权。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第二，在行为价值选择上，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讲求变通。所谓“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奉行一种讲究进退取舍，审时度势的“入世之道”。他们“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仕则进于庙堂之上，止则归隐山林之中。或者“兼善天下”，名垂青史；不然便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决定他们进退取舍的主要因素是君主的态度和具体政治环境。前者是说，士人崇拜王权，因而将能否参与政治的决定权奉献给君主，“用之则行，合之则藏”“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个人的政治选择完全是被动的。后者是说，要依据具体政治环境的治乱安危而进退。士人的理想价值与行为价值的内在冲突不可避免造就了政治人格的双重性。一般说来，在道德文化领域，他们的主体精神表现较多些，“上善有立德”，自视颇清高；一旦转入政治领域，他们的政治依附性或从属性便会占上风，变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沿着登记规范亦步亦趋，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即使表现出某种政治主动性，也绝不会超出道义原则的许可范围。他们是精神上的巨人，行为上的侏儒，道德上的君子，政治上的忠臣。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君主的股肱，却不会成为朝廷的反叛，故而有意无害。 在这种心态模式的制约之下，士人们以掌握知识为手段，以干帝王业为目的，以忠君、治民、安天下为己任。他们若是步入仕途，便成为官僚队伍中的骨干。其中亦有少数出类拔萃之辈，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促进君主“政治角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完成。

　　 中国文化缺乏一条起码的道德底线，就是制止残暴无人道的事情发生甚至形成制度、习惯的那种内在的文化力量。它的残酷性不但没有被中国的仁义道德所批判、摧毁，反而在仁义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为社会制度、习惯。更可怕的是，这些非人的制度习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机体，甚至已经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这两大突出的“不文明”就是太监与小脚。这种残酷的文化制度杀死了内部的精英。这种把正常人变成太监的制度，很多文化人饱尝它的迫害。扼杀天才是所有病态社会的病状，也几乎是天才人物必然的结局。屈原投江，杜甫落魄，苏轼贬放，都是常被人提起的例子。中国文人有许多非正常死亡的。

　　 中国文人常常承载了太多压力，包括生存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不免出现强者寥寥，弱者无数的局面。而且长久的无节，也会导致被同化的无理和习惯性的无力，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主动被动暗示下的遗忘性无知。生存的压力，主要表现在文章卖价的廉宜，于是有些文人只好为钱而写。为钱而写并不是一定不能写出好文章，但却非常难。道德的压力，则主要表现在舆论和社会谴责上，而且大多数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民族主义，公正博爱，人类未来，等等等等。思想混乱和眼界狭窄下的无知 　　，学养不足和生活异常下的无力，品味怪异和性格缺失下的无理，环境恶劣和自卑懦弱下的无节，自私自大，自卑懦弱。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精英文化中究竟有没有超验的趋向？

　　 一些学者指出，儒家要求人们通过自我修养和“内圣”功夫成为君子乃至圣人，通过“内圣”进而达到“外王”，从而使个体的生命在群体和族类的事业中获得永恒的价值。这也应当视为一种对个体生命的超越。我认为，在儒家经典和历代儒学大师们的言论著作中，固然有不少存养省察、穷理尽性、即凡入圣等等带有一定超验意义的目标以及相应的手段，但落实到古代广大儒生实际的行为实践中，儒家文化中的超验因素或对于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不朽的价值的追求，恐怕更集中、更明确、也更具体地表现为对“名”、尤其是“身后之名”或“不朽之名”的追求上。中国文化的实雇佣性太强的弱点，正是导致文化缺乏建设的缘故和近代以来人们急功近利和激进主义盛行的内在原因。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裏指出，中国传统文人拥有的纯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权有势者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并不必要的高档消闲方式，是文人、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旧文化传统束缚下的中国男人，缺乏“阳刚之气“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对上奴颜婢膝，依赖顺从，等、靠、要成癖，对下则装腔作势，拿腔勒调，瞒、哄、怨成风；做事蝇营狗苟，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且争功诿过，错了不敢认账，推卸责任，正确时也不敢坚持，怕担风险；工作中斤斤计较，不卖力气，在分配和享受上却用尽心机，缁珠必较，攀比无度，贪得无厌；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不肯据理直说，而要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高尚“理由，或者干脆拉关系、托门子、攀裾带、找靠山；即使是与人斗争，也不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而是拐弯抹角，背后告黑状、打小报告、散布流言蜚语，当面却还故做笑脸，一团和气；“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宁肯得罪君子，不肯得罪小人“，至于眼见歹徒行凶、为非作歹时，见义而不为，胆怯如鼠，甚至被盗被辱了，也居然不敢作证！……从这些现象看来，说是“阳气过衰“并非毫无根据。有些人以为，在应负的责任面前坦诚，承认犯了错误或有失误，就会有损其“风度“，有损其男子汉大丈夫“阳刚之气“，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作为社会缩影的官场，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则更是以“顺从“为第一要则。一进入官场，就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冒风险，不要出风头，否则，将很快莫明其妙地出局，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相反，只要“小心““谨慎“，不犯错误，那么就可以只上不下，永保官位、久享福禄。因此，各级官员的为政之道，大都只喜欢做表面文章，以“不出错“为上。因此也就有了一群虚伪圆滑的政客。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他们的办事方式：“原则同意，奥妙无比；话不说死，留有余地；模棱两可，便于扯皮；事情办好，洋洋得意；事情办糟，责任在你?quot；当然在官场上，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一旦做起正事来，则有一种“阳奉阴违“的本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常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