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检讨的是社会！——评马家爵落网

手刃了自己朝夕相处的四个同学的杀人魔王马家爵在海南岛三亚市落网，几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一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公安机关终于给社会一个交代。媒体也应时热闹起来，比如人民网首页发表的系列报道《 马加爵三亚落网》、《 被捕组图 》、《成长经历》、《 审讯实录》就向我们立体地描绘了一个“真实”的马家爵。

我们记得2003年已经在论坛讨论过一些残忍的凶杀案件，比如轰动一时的河南平舆县的29岁的农民黄勇，自2001年以来到2003年10月，屡屡作案，残忍地杀害了当地18名青少年，其中有17名是在校高中学生，年龄均在15、16岁左右。河南省驻马店市农民，35岁的杨新海，从2001年起在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4省作案杀人，共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再比如湖北省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职工刘建平，制造了纵火、爆炸、自焚案件。一栋职工宿舍楼在凌晨被刘浇上汽油后点燃，楼内职工纷纷跳楼逃生。在当地消防、110、120等部门紧急抢救时，纵火者又将一枚自制炸弹投向人群，导致4人死亡、23人受伤。

记者是这样为我们描述的：”黄勇家中仅有三间小破房。其父母皆在县城打工，黄独自一人住在曾庄村大黄庄。”、“杨新海家属于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土坯茅草房里，杨俊关连袜子都没得穿。杨俊关说：‘房子破得不行，一下雨，就得用薄膜盖一下。’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杨俊关说，这张床还是20年前做的，他和老伴盖的被子和褥子也是从那时候一直用到现在。床的对面堆着10袋花生。杨俊关说：他和老伴自己种了3亩地，花生收下来还未来得及卖。老两口的床正对着牛圈，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牛粪味。”，“刘建平七八年前就已经下岗，每个月领取140元生活费，但据说这点费用并没能按时领到。”、“刘建平生活非常窘迫。职工介绍，他非常郁闷，整天板着脸，不怎么言语，时常一个人在宿舍内拉二胡，有时一拉一整夜…”。

为读大学马加爵已经负债1万元，还打零工补贴生活费，“就像很多学生因为家庭条件穷困而产生自卑心理一样，马加爵也被这种情形所改变。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打荤菜，他总穿着旧衣裳。”。“2000年9月，马加爵在父亲马建夫的陪伴下到他亲自挑中的云南大学报到，他也非常喜欢生物技术专业。父子俩带上了家里的全部积蓄———6000元存款，除了留下回去的车费，马建夫将剩余的钱都交给儿子。这是他为儿子大学4年提供的最大一笔费用，之后，儿子没有向他开口要过一分钱，但他断断续续给儿子邮寄了几次生活费。‘我给他的钱总共不超过1万元。”马建夫说，“他不要钱，说有助学贷款，他还在打零工挣钱。’”。

连同这次的马家爵杀人案，在这些并不轻松的新闻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就是这些残忍的罪犯，他们的经济地位都及其低下，从经济层面讲，他们都属于社会的底层。在艰难生活的窘迫中、在财富分化造成的强烈的对比中、在主流思维的抛弃下、在社会以金钱为标准的先进们的鄙夷下，农村青年黄勇、杨新海，失业工人刘建平，大学生马家爵都走过了一条压抑、扭曲、毁灭的不归之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冲击下，在自卑感与自尊心强烈的交织下，他们选择了一种极端的、丧失人性、丧失良知的办法来发泄无法排遣的情绪。

在这里，“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显得苍白，马家爵比黄勇、杨新海，刘建平有知识，可是一样选择了罪恶。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专家学者们“理智”的、冷漠的点评，什么“心理素质” 呀、什么“人格缺陷”呀、什么叽里咕噜呀云云，可是在赤贫阶层如此高发的恶性杀人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大人先生们为什么就是看不见或者装看不见呢。黄勇、杨新海，刘建平们因为生活窘迫、无着，转而仇视社会、仇视人类。马家爵好歹上了个大学，但是还没有踏入社会，已经负债累累，在现实的就业前景下，他被“改变”的命运在什么地方。

社会的媚富，社会对穷人的冷漠或者廉价的“关爱”，无时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低文化的黄勇、杨新海，刘建平们、也影响着“高文化、高素质”的马家爵们，不错，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障碍，但是，社会在他们最需要哪怕是一丝一缕的温暖的时候，给过他们吗？高层的、财富的、有头有脸的“们”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底层的看到了无能为力，甚至冷漠待之。出了问题，大人先生们都高喊“加强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可是，在严酷的生活压力面前，比如马家爵从不吃荤菜；在畸形的社会形态目前，比如马家爵家乡的大贪官成克杰、马家爵读大学的云南的大贪官李嘉庭贪污受贿的巨大财富；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风气面前，比如马家爵随时可以接触到的黄色、凶杀文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教育”呢。换句话说，“心理教育”应该有对应的“社会教育”，否则，只会流于空谈。

记得看过电视台对河南那位敢于说真话的，揭露了河南爱滋病严重现实的高老教授的采访，中间谈到爱滋孤儿，高老教授形容那些十来岁的孩子，整天坐在爹妈的坟前，嘴里的嘀嘀咕咕什么长大了要如何如何，“对社会仇视得不得了”、“如果不引导，长大了更是隐患”。既然喊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是不是应该把“一心一意求发展”的成就、成果，最大限度地倾注到黄勇、杨新海，刘建平、马家爵、爱滋孤儿们所在的那个阶层，让社会的温暖，让公平的阳光去教育他们、去扭转他们，防止新的马家爵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