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是哥廷根大学的毕业生，他那条最终通向总理府仕途的起点就是哥廷根这座哈茨山麓的大学城。施罗德为自己选择了一所好大学，而且那不是一般的好大学，而是德国乃至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

　　哥廷根只有１２万人口，而其中３万多人是大学生，由此可见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从房屋、街道上看，这座城市与德国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但它也有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它许多并不长也并不宽的看似普通的街道,却有着不普通的名字,如高斯路、韦伯路、波恩环道与弗兰克环道、维勒路、塔曼路、洪堡大道、科赫路、格林兄弟大道、黎曼路、本生路、普兰特尔路，等等。它们都是以在哥廷根学习或者工作过的著名学者、科学家命名的，每一个名字，都反映了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上了哥廷根街名牌的那些人，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使自己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哥廷根大学少说也有几十个，光是２０世纪里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与医学奖的，就有不下３０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波恩环道与弗兰克环道是哥廷根北郊的一条环道，西半环叫弗兰克环道，东半环叫波恩环道。波恩(Bron,Max,1882～1970)原来在这所大学学数学(１９０７年获博士学位)，那时哥廷根已享有“数学的麦加”的盛誉,他的老师克莱因、希尔伯特、明科夫斯基都是全球闻名的大数学家。数学好,后来改任理论物理教授当然也就轻松自如。弗兰克(Franck,James,1882～1964)曾在海德堡大学学化学，后到柏林大学学物理,１９２０年被聘为哥廷根实验物理教授。以他们(还有希尔伯特)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原子物理学派。他们以及他们的学生与助手,许多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包括海森堡(1932)、狄拉克(1933)、薛定锷(1933年与狄拉克同时获奖)、费米(1938)、斯特恩(1944)、泡利(1945)、布拉克特(1948)、波特(1954)和哥帕特－迈尔(1963)，还有苏联的塔姆(1958)。弗兰克是1925年得奖的，而且那一年哥廷根大学“双喜临门”，因为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A.Zsigmondy,1865～1929)获得。

　　希特勒上台对德国学术界无疑是一个大灾难，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他一当上总理，马上就开始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其他许多反对纳粹的人。４月，波恩成为哥廷根第一个被解除教授职务并被迫离开德国的知名学者。第二年，弗兰克也被迫流亡美国，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们的学生与助手中，许多也是犹太人或外国人，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不得不步老师的后尘，离开德国，大部分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所以，许多人得奖时已不在哥廷根。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惟一的女性哥帕特－迈尔(Gppert-Mayer,Maria),是个波兰人，但是是在哥廷根获得博士学位的，她的导师就是波恩、弗兰克以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温道斯。她的丈夫迈尔(Mayer,Joseph Edward),在哥廷根时是弗兰克的助手。１９６３年与她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威格纳(Wigner,Eugene)出生在匈牙利，原来也在哥廷根，是希尔伯特的助手。

　　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哥廷根人”，,不少也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浓笔重彩写下了重要篇章。例如,被称为美国“火箭之父”或“航空航天之父”的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Robert J.Oppenheimer)就都是在哥廷根获得博士学位的。奥本海默是美国人,卡门则是匈牙利人,他们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到哥廷根来求学,是因为那时德国科学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三项自然科学奖中的两项,都为德国学者获得(伦琴获物理奖，贝林获医学奖)。到30年代希特勒大批驱赶“非雅利安”学者以前,德国科学家有８人获医学费,其中２人在哥廷根学习或工作过;１１人获物理奖,其中７人在哥廷根学习或工作过;１６人获化学奖,其中５人在哥廷根学习或工作过。在30年代以前,世界上最“权威”的物理学期刊是德国的《物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Physik),到30年代中后期它才被美国的《物理评论》(Phsical Review)取代。这种情况也同样见于其他学科，实际上是科学中心转移到了大洋彼岸的标志。

　　可以说,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很大一批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是在哥廷根培养成才,被希特勒驱赶出德国,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发挥自己才能机会的。

　　也许由于自然科学方面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人们常常忘记了哥廷根在人文科学上也有重要贡献。例如，曾在这里任教的格林兄弟(Grimm,Jacob,1785５～1863;Grimm,Wilhelm,1786～1869),除以搜集整理德国童话闻名外，还是德国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他们的《德语语法》第三、四两卷，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哥廷根的梵语研究，也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留德１０年，在哥廷根攻读梵语和南亚其他古代语言，事非偶然。

　　不过，施罗德所学的法律，才是哥廷根最早繁荣起来的学科。哥廷根大学是１７３４年由当时的英国国王、同时又是汉诺威选帝侯的乔治二世(George Au-gust,II,1683～1760)建立的，具体经办者是他的德国大臣明希豪森(Munchhausen,Gerlach Adolf von)。在大学创办之初的神、医、法、哲四个学院里，最先兴旺起来的便是法学院。这除了因为明希豪森本人就是一位法学家以外，还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在这所大学头１００年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学法律的。此后，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哥廷根虽然不再被看做是一所“法律大学”了，但法学还始终是它的一个重要学科。二次大战后哥廷根在德国大学中首先恢复了课时(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７日)，总数约５０００名学生里，就有１３１７人是学法律的。

　　和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情况一样，在哥廷根学过法律的人中，也不乏知名人物。这里面有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O.von Bismarck),有曾任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K.Metternich),有创办柏林大学的威廉·洪堡(W.Humboldt)和他的兄弟亚历山 大·洪堡(A.Humboldt)，有普鲁士著名政治改革家斯太因(K. von Stein)。当然还不能不提到著名诗人海涅(H.Heine,1797～1865)，他曾两次到哥廷根求学，第一次因违反校规被开除，只好转学去柏林，不过三年后哥廷根还是允许他回来，并最终给了他博士学位。

　　在哥廷根学法律的人中，还不能不提到一位中国当代名人，那就是朱德同志。德国一些人曾传说周恩来在哥廷根学习过，此说不可信。不过朱德是在留德期间由张申府、周恩来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周恩来到过哥廷根倒不无可能。

　　认识了哥廷根，大概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施罗德这位德国的“跨世纪”总理。也许在下一个世纪的某个时候，人们会在哥廷根的街名牌上看到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