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 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什么是学术的尊严？这就是学术的尊严。正如哈佛的校训所说：“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学生一般都很骄傲，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学科上都处于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我走进哈佛的校园的是候，果然发现这里的许多青年学子连走路都虎虎有生气。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地比较了哈佛与北大的差距。在我看来，北大与哈佛的差距，其实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差距、背后则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的差距。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虽然也遇到过不少优秀的师长，但老实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吴咏慧在哈佛所经历的那种“遥远的掌声”。这种“遥远的掌声”，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最近我读到《新京报》上发表的《个人史之西南联大系列》，许多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西南联大毕业生深情地回忆了昔日在硝烟和困苦中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时代。那时的老师全身心地教课，那时的学生全身心地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联大毕业生黎章民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大学和社会人士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面的“民主草坪”举行时事演讲，与会学生达六千之众。几位教授上台慷慨陈辞，国民党特警架起步枪、冲锋枪、小冈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并切断电源。而学生们则以热烈的掌声回应老师们的演讲。

然而，这样的掌声在今天的北大却消失了。今天的北大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里面，神圣的学术讲堂亦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就教师这一方而论，不说学术水准的差异，就敬业精神和诲人态度而言，北大与哈佛亦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只想著换更大的房子，然后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享有各种荣誉职务；而许多年轻教师则只想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申请国家的研究基金和自己的职称的升迁。大部分老师对讲课、尤其是为本科生讲课常常是应付了事，有的名教授若干年不上讲台乃是常事，而年轻教师们开著手机和传呼机上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来电，便中断授课到门外去应付。老师们与学生们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和心灵的交流，老师一上完课后便与学生如同陌生人一般。这样的老师又怎么可能赢得学生“遥远的掌声”呢？

就学生而言，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也鲜有哈佛那样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年轻学子。今天的大部分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涯。在他们看来，大学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班”而已。他们虽然念完了大学、获得了知识、增强了技能、炼达了人情，但是人格的提升和灵性的成长却远远没有完成。名牌大学的学位仅仅是求职时候的一张王牌而已。哈佛的学生说：“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哈佛就是他们心灵的故乡，他们虽然从哈佛毕业了，但他们的心却永远离不开哈佛。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们很少将母校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母校里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什么时候，在我们大学的讲堂上能够出现那“遥远的掌声”呢？

首先，得有一群由衷地鼓掌的学生和配得上享有掌声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