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随上海某大报记者团下乡，到了安徽某县，县里各种头面人物出面招待，酒过几巡之后，主客交换名片。县长见上海来的，名片上印有中英文双语，顿时自感惭愧，一边递名片，一边打招呼：“我没有外语!”、“我没有外语！”大概是酒喝多了，大伙儿都听成“我没有外遇！”、“我没有外遇！”，笑得前俯后仰。

为什么“我没有外语”让人惭愧？中学生告诉你：没有外语考不进大学啦！大学生回答：没有外语进不了外企啊！公务员说：没有外语升不了处长呀！教授曰：没有外语要被大学解聘哪！这个年头，谁都明白外语的重要：外语，是一切机遇的生命线。外语虽非万能，但没有外语，万万不能。

今日国人所说的外语，并非万国语言，而是一种特定的语言：English也。英语君临一切语言之上，成为无从挑战的世界语。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社会总是分为各种等级。而语言常常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志。上等人的身份，贵族阶级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与平民百姓不同的特殊语言实现的。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近代欧洲的法语，都曾经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如今，凭借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轮到了英语。

2001年，我与王蒙、王安忆、汪晖等在美国科罗拉多开会，东道主之一是复旦大学已故美学大家蒋孔阳先生的女公子蒋红教授，席间她九岁的儿子向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欧洲人到美国旅行，向两个美国学生问路，先用德语问，美国学生摇摇头；再用法语问，也听不懂；再换西班牙语，还是不行。一个学生似乎颇有感悟：“看来我们要学一学外语”。另一个学生很不以为然：“懂这么多外语有屁用！谁叫他不懂英文！”大伙听了哈哈大笑，王蒙连连夸奖说：有意思！有意思！

对于被“落后就要挨打”吓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融入全球化的焦虑，首先就表现为急于英语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为贵族阶级的家族徽章，要跳槽就跳槽，要升官就升官，要美女就有美女，要品味就有品味。假如你不懂英文，那么，学问再好，也当不了教授；专业再精，也入不了外企；总分再高，也录取不了研究生。难怪有中学将国文课也搞成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唐诗英译中体会祖国文化的精妙。英语像硬通货美元一样，其他语言只有折合成了英文，才能显现出可比较的价值。一篇杰作，假如没有翻译成英文，等于没有被世界承认；假如没有美国的点头，就不算国际知名。

如此三番，在广大的非英语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是英文。可以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可以将国文写得狗屁不通，只要一口美式发音，就自动获得了物质和精神贵族的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商务楼里正襟危坐，晚上出没于咖啡馆、酒吧，周末开着宝马去打高尔夫球。哪怕穿着襄阳路赝品市场买来的假货跨入恒隆广场，只要一开口用洋文问价，立即就换来令人尊敬的目光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据报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先生对目前中国“全民英语”的现象提出了质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外语之所以如今在中国具有莫大的魔力，说穿了，就是它的核心地位被国家人才选拔体制所正式承认，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无论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是职称评定、拿毕业文凭，不管你专业再好，或者可能一辈子与外语不相干，只要“没有外语”，就通通被拦在门外。

这样的一票否决权，就像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国家意志普遍化的产物。它虽然能够暂时地扼止底层的招生和升等过程中的腐败，却内在地破坏了人才评价机制中的专业自主性。像目前这样的外语“一票否决权”，是便于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和操作的外在标准，缺乏专业同行的内在评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区，对外语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从未来过老外的偏远小县城的公务员，或一个像古籍整理这样的基本没有外语需求的行当里面，普遍的外语要求无疑是多余的苛求。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分化的、各有行业自主性的社会，只能用多元的行业内在标准来选拔和衡量人才，用科举时代的“一条鞭法”――无论是《论语》，还是外语――来裁定一切，最后只能造就一个文化资本贫富悬殊的等级化社会。在一个国家体制所鼓励的以洋为荣的贵族阶级面前，大家只能自惭形秽。“我没有外语”于是成为被全球化淘汰了的所有没落阶级的共同哀鸣。

　　（文/许纪霖，作者为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