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霍金的情感生活 (ZT) |
| 送交者: 44 2002年02月21日17:14:1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
斯蒂芬·霍金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及他的《时间简史》早已家喻户晓。他以残疾之躯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探索，开拓了人们了解宇宙的视野。本书作者是斯蒂芬·霍金的前妻，她述说了自己与这位伟大天才的爱情以及在25年婚姻生活中的许多未为人知的故事，也述说了她作为一个残疾名人之妻的苦恼和困惑。 第一次认识斯蒂芬，是1962年的夏天。那时，我的好朋友戴安娜和吉莲即将毕业离校，而我将留下来续读秋季学期，申请进入大学。一天下午，我们整理好书包，戴上草帽，决定进城里去喝茶。我们走了不到100码，路那边的一个奇特身影进入眼帘：有一个年轻人低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遮住了脸，迈着笨拙的脚步，踉踉跄跄地朝相反的方向走着。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不左顾右盼，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群正在穿过道路的女生。 我和吉莲惊奇而又有些粗鲁地盯着他看，可戴安娜却熟视无睹。她对我们说：“那是斯蒂芬·霍金，他很奇特，但非常聪明，他是我哥哥巴兹尔的朋友。他曾带我去看戏，我还在他家吃过饭……” 我们继续往城里走，出于难以解释清楚的原因，我对刚才见到的那个年轻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此那天的茶喝得索然无味。也许是他的古怪中有某种东西，使我这个生活在传统环境中的人产生了兴趣。我有某种奇怪的预感：我会再见到他！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个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我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回想起当时的光线、色彩、形态和背景噪音等各个细节。 后来，戴安娜和她哥哥在1963年1月1日举办新年聚会，邀请我去参加。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挨着墙站在角落里——就是我和朋友们夏天在街上看见的蹒跚行走的年轻人斯蒂芬·霍金。他和别的人群拉开了一点距离，正和牛津大学的朋友肯·莫里斯谈话，讲述他在一位导师的支持下开始在剑桥进行宇宙学研究以及学校里的一些事。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 他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饶有兴趣地听着。他讲起笑话来笑得直打嗝，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许多笑话是嘲讽自己的。显然，他也像我一样不时在生活中遭遇挫折，但他总是设法看到各种境遇中有趣的一面；他也像我一样羞怯，但是仍然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可是我想，除了可能偶尔路遇，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再后来，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们先就学习的课程交换了看法，然后就开始谈论朋友和熟人。戴安娜突然问：“你们听说斯蒂芬的情况了吗？”见我们愕然，她说，“他已经住院两个星期了。他总是走路摇摇晃晃，不能系鞋带。”停了一下，她摇摇头说，“他们做了很多可怕的检查，发现他患了一种可怕的病，会导致瘫痪，无法治愈。他们说他也许……只能再活两三年。” 我大吃一惊。简直难以想象，一个仅仅比我大几岁的人竟然要面对死亡的前景！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看到斯蒂芬从站台上摇摇晃晃走过来，提着一个棕色帆布手提箱。我大为惊奇。他看起来很快活，见到我时显得更高兴了。他的穿着好像比以前符合传统，也比以前更有风度了。我们以前的会面是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而此时的日光则显示出他满面动人的微笑和清澈透明的灰色眼睛。我们一起坐上去伦敦的火车，愉快地交谈，几乎没有涉及他的疾病。他的举止让人觉得，他好像一切都很好，谈论那个话题就太残酷了。他说，他现在是回剑桥，他常常在周末回家。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某个时候和他一起去看戏。我说我当然愿意。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相约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见了面。在那里吃晚饭本身就足够挥霍的了，而斯蒂芬还有戏票。我们仓促地结束了奢侈的晚餐，以便能够及时赶到河南岸的老维克剧院，观看《沃尔波内》的演出。到剧院时，几乎来不及把我们的东西放好，戏就开演了。 那出戏使我们兴奋不已，后来就站在汽车站那儿讨论起来。汽车开过来了，我们就上了车。坐下来时，斯蒂芬扭头对着我，抱歉地说：“非常对不起，我连买票的钱也没有了，你有钱吗？”我想到那天晚上他一定花了不少钱，心里感到歉疚，很乐意付钱买票。售票员走过来。我在手提包里找钱包的时候，发现钱包不见了，尴尬的程度不亚于斯蒂芬。我们在下一排信号灯那儿跳下车，一路跑回老维克剧院。剧院的主要入口已经关了，斯蒂芬使劲推通往舞台的侧门。门开了，里面通道上的灯还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我们走到通道的尽头，登上空无一人但仍灯火通明的舞台。我们提心吊胆，蹑手蹑脚地穿过舞台，然后下了台阶，走进昏暗的观众席。我们很快就在原来的座位下面找到了那个绿色的皮钱包，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我们又走回舞台的时候，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陷入一片黑暗中。斯蒂芬坚定地说：“拉住我的手。”我抓住了他的手。他领着我回到台阶那儿，又上了舞台，走过去进入通道。幸运的是舞台边上的门还敞开着。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到大街上时，都放声大笑起来——我们登上了老维克剧院的舞台！ 这以后，我们都急切地等待着来来往往的会面，但真挚爱情的道路确实崎岖不平。由于斯蒂芬对自己的疾病有一种前景无望的预测，因此不打算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每次见面后，我常常含着泪水返回伦敦，斯蒂芬也许觉得我的出现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盐。在涉及感情的问题上，他几乎无所表白，而且拒绝谈论他的病情。由于担心刺伤他，我试图凭直觉来了解他的感情，不强迫他说出来，于是无意中形成了不相互交流内心感情的交往方式，而那种方式最终变得不堪忍受。 他掩饰着他的敌意和失落感，好像是在故意尽力阻止我进一步和他交往。但是太晚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解脱了。 事实上，斯蒂芬也用情很深。在我们恋爱期间，我父母曾带我到国外旅行，我竟然在途中接到他寄给我的信件。我一回来，斯蒂芬就很高兴地来看我。我从直觉上推测，他已经开始更自信、更愉快地看待我们间的关系了。其后，在剑桥，在一个小雨淅淅沥沥的晚上，斯蒂芬终于吞吞吐吐地低声向我求婚——那一时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面对有人要我仔细了解斯蒂芬病情的提醒，我回答说：我非常爱斯蒂芬，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结婚。我愿意为他做饭、洗衣、购物和收拾家务，放弃我自己以前的远大志向。因为与我面前的挑战相比，那种抱负现在微不足道了。我相信斯蒂芬也会非常爱我。 1965年7月14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的婆婆朝我走过来，笑眯眯地说：“欢迎你，霍金太太，从现在起那就是你的称呼了。” 第一个星期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转瞬即逝。一天，斯蒂芬可能是因为在夜晚冷空气中着了凉，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疾病似乎被长期地压制着，现在突然可怕地爆发了。潜伏的幽灵从阴影里走出来，扼住他的喉咙，把他抛来抛去，像甩布娃娃一样摇动他，把他踩在脚下，满屋子里回响着他刺耳的咳嗽声，直到窗户啪嗒啪嗒作响，冷风回应着惊惶失措的叫声。斯蒂芬在对手的折磨下狂暴而又孤立无助，我却不知所措。我惊恐万分，对突然遭遇运动神经细胞疾病——在我们婚姻生活中首次露面的同伴——的可怕力量毫无思想准备。斯蒂芬终于向我示意要我捶打他的后背。我用力地拍打着，决心赶走那个无形的怪物。那个怪物终于像突然出现时一样，很快地消失了，而我们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那一次突然袭击是一个警示未来危险的凶兆，对我们两人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我要去购物，要收拾房子、洗衣服。因为负担不起专业人员的装修费用，我不得不自己动手，我买了一套刷子和大量白色乳胶漆，开始刷起沾满污垢的墙壁。我打算在搬进去之前先刷两个最重要的房间——起居室和主卧室，然后再在以后几个月里逐步刷其他地方，如三层的阁楼、两段楼梯、厨房和浴室等。 我讨厌漆的气味，因此在刷墙时通常敞开前门。邻居撒切尔夫妇经常过来观赏，给我准备一杯又一杯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有一天，撒切尔先生从门前路过时，停住脚，稍微弯下他那军人的身躯，朝开着的门里看。他大声说：“喂，你看起来身体很单薄，可是你一定很坚强！”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瘦削的脸上还有战争留下的伤疤。听到他的称赞，我站在梯子上笑了。几天后，撒切尔夫妇告诉我们，他们决定付钱让给他们打零工的人为我们粉刷起居室的天花板。西尔玛·撒切尔这样评价她丈夫这不寻常的慷慨行动：“这是亲爱的比尔送给新邻居乔迁新居的礼物。” 我们开始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斯蒂芬通过上班、授课和论文竞赛来挣钱；我管理家庭财务，精打细算，支付各项费用，尽可能多攒钱。 此外，我还要给斯蒂芬打印论文。斯蒂芬写出部分论文稿子，字迹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论文里还有方程式和各种符号，有联署符号和系数，有希腊字母和行上行下的数字，有无限和非无限的星系，那些东西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不过，由于他的论文是科学论文，篇幅不是太长，这真是令人庆幸。另外，能通过我的手指把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付诸文字，每想到这一点，我也能得到一些满足。那些密码数字、字母和符号都是在揭开那浩瀚空间的秘密呵！这足以令人敬畏。然而，过长时间地考虑空间的无限性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样会分散对行上行下各种小点和符号的注意，而任何一个位置错误都可能使宇宙起源问题的论述陷入可怕的混乱之中，这会打乱宇宙万物的整个秩序。 除了打字这一纯粹机械活动之外，我还能做出其他的贡献，我因此也颇感自豪。斯蒂芬对英语的使用不尽如人意，他的话语里有不少“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这类多余的词语，在书面语里也不关心英语的用法。撇开其他方面，我作为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文官的女儿，从小就受到精确运用语言的教育，重视语言的明快和词语的丰富。在这方面，我可以给斯蒂芬以智力上而不仅仅是体力上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把这方面的工作看作是一种事业，是在架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桥梁。 斯蒂芬的病情渐渐加重，他越来越需要我的帮助。无论他到何处去，都必须把我的胳膊作为依靠。从共同奋斗的力量中，从相互信赖中，我们两人都获得了信心和勇气。接着，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1967年5月28日，我们的儿子罗伯特·乔治来到人间。婴儿带来的欢乐令人陶醉。他长得稍大一些后，我们外出活动，总是三个人，再加上一辆婴儿车和一根手杖。 1967年7月我们有过一次难忘的旅行。在机场，航空公司为斯蒂芬及时提供了轮椅，服务人员让他坐在轮椅上，推着他直接通过海关和护照检查处，送到登机室。我抱着罗伯特，背着装满旅途用品的大包小包，紧紧跟在后边。刚到达登机室，广播里就宣布我们的航班推迟了。 我们坐在闷热的登机室里等着，罗伯特急切地喝完了瓶子里稀释的蔷薇果浆，而那应当是让他在去西雅图的一路上喝的。我把罗伯特放在斯蒂芬的膝上，去排队领取免费的三明治。等我回来，看到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罗伯特仍然安全地坐在父亲的膝上，身子舒适地靠在斯蒂芬胸前，甜蜜蜜地笑着，斯蒂芬用胳膊搂着他。可是斯蒂芬的脸上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一大股黄水顺着他的新裤子流下来，犹如河水泛滥。黄水流进他的鞋里，他却呆在那里束手无策。我丢掉三明治尖叫起来，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尖叫。 一个胖胖的护土，身穿绿色衣服，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开始进行处理。她立刻抓住轮椅，把轮椅连同上面的父子两人往回推，不顾通道上官员的询问，过了护照检查处和海关，来到一个幼儿室里。在那里，她为婴儿清洗，把为斯蒂芬擦洗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时，扩音器里发出我们那个航班的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护士沉着冷静，接通了中央控制台，告诉他们飞机必须等我们。就这样，罗伯特在刚刚七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得到了为他而延迟国际航班起飞的“殊荣”。斯蒂芬则不得不穿着那条裤子，经历了长达九小时的壮观旅行。 1967年，斯蒂芬受聘于西雅图的巴特尔研究所。在西雅图，我独自照顾残疾的丈夫和幼小无助的儿子。秘书告诉我们，巴特尔研究所离我们住的房子很近，大约只有两英里。不管是两英里还是二十英里，对我们都没有多大差别：必须开车把斯蒂芬送到那里去，而要送斯蒂芬也就必须带着罗伯特。这意味着一大早就要帮助斯蒂芬穿衣吃饭，接着给罗伯特喂奶和洗澡——是按这个顺序还是颠倒过来，就看谁的需要最急迫…… 罗伯特一周岁的那年夏天，我和斯蒂芬带他去海边度假，第一次让他用提桶和铁铲玩沙子。在那里，我遭遇了没有预料到的两难困境：需要同时照顾两处。斯蒂芬的行动速度减慢了，而罗伯特的速度加快了。斯蒂芬发现在松软的沙子上行走困难，我也是一样，因为我一只胳膊扶着他，另一只胳膊挎着提包、铁铲、毛巾和折叠椅。此时，罗伯特却跑开了，一直冲向大海。幸好海岸上退潮的速度不快，因此我们避免了不幸的事故。 后来，又发生过罗伯特误喝药水中毒的事件。在医院里，当护士宣布罗伯特虽然仍未摆脱危险，但情况不会再进一步恶化时，我惊恐地想起我把斯蒂芬独自留在家里了，而他几乎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哪里最需要我？是在医院里和昏迷不醒的儿子在一起，还是和肢体残疾的丈夫在一起？没有我的帮助，斯蒂芬有可能摔倒，有可能摔伤，也有可能噎住而窒息！我把孩子交给护士，冒着蒙蒙细雨一路跑回去找斯蒂芬。谢天谢地，有朋友来帮助斯蒂芬起了床，带他去上班了。 以后，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斯蒂芬经常问我是不是可以陪他去某个遥远的地方开会，但我无法忍受把孩子放在一边。斯蒂芬以极其坚强的意志追求他的事业，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出席各种会议，他感到他在扩展自己的生命，宣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但是我成了他的孩子的母亲，对孩子们同样负有责任。 那种情景常常造成一场严峻的竞争。斯蒂芬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一道去纽约、普林斯顿；我深表歉意，婉言拒绝。斯蒂芬仍然每个星期非常耐心地重复同样的问题，直到我开始发狂。我内心充满愧疚感，觉得是我使他受到压抑，使他因缺乏理解而悲伤。 我们成了自己巨大成功的无辜牺牲品，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公众形象和家庭现实之间不仅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二者实际上正相互冲突。运动神经疾病并没有被征服，它仍然迈着缓慢而无情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尽管我们竭尽全力维持我们的自尊所依赖的一切正常的虚假外表，那种疾病却支配着我们和孩子们的生活。 在智力方面，斯蒂芬是一个巨人，总是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我也一直顺从他；在身体上，他则是那么无能为力，处处依赖别人，和任何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对于他，我扮演的完全是母亲的而非爱人的角色：我为他喂饭、洗衣、洗澡、穿衣服、梳头和刷牙。我已经承担起他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我渐渐地变为一个全能的母亲，只是不承担护士的任务——由于我没有受过那方面的训练。人们可能仰慕这样一位天才，但是这个天才没有可以拥抱我的有力臂膀，没有可以满足我的渴望的力量。 我准备尽力压抑我的本能，发展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比较平静、可爱的关系，希望我们可以重建和谐与平静的心态。有朋友提出我可以通过参加某些消遣活动而获益，如参加当地教堂的唱诗班。我听从了这个建议。 斯蒂芬真诚地鼓励我对音乐的新兴趣。每星期都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照看孩子，以便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上一个晚间发声技巧学习班。 在一个黑暗的冬夜，唱诗班指挥乔纳森·赫利尔·琼斯同我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很多年没有那样与人交谈了。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遇到了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那个陌生人使我的一些模糊的回忆清晰明朗起来。我们谈论唱歌、音乐、几个都认识的熟人以及旅行，我得知，他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因患白血病去世了。 1978年1月，在斯蒂芬去美国的三个星期里，我和声乐班的一伙熟人参加了一个音乐晚会。在那里与乔纳森偶然相遇。这次相逢之后，乔纳森便在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来我家教我女儿弹钢琴。最初，他严格控制上课的时间，后来便多呆一会儿，帮我练习舒伯特的歌曲。此时，斯蒂芬在罗伯特的卧室里指导他操纵玩具火车，并且成为我们自己的舒伯特歌曲演唱会的听众。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乔纳森开始提前来我家吃午餐或者教完课以后留下来吃晚饭，并且帮着照顾斯蒂芬。 以后，我们经常会偶然相遇，并且对那种非同寻常的巧遇感到奇怪。我们常常站在路边谈话，不在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不在意我们正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个理解面对死亡时的紧张和艰辛生活的人。1978年5月，我们同到伦敦看展览。他那时宣布，他准备承担起照顾我和我家庭的义务，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们坐在教堂的一个安静的礼拜室里，远离游人的嘈杂声，他的那番无私而又感人的承诺，把我从黑暗生活的真空中拉了出来。 斯蒂芬最初对乔纳森表现出一种男性的敌视。他尽力表示出在智力方面对乔纳森的优势，但是他不久就沮丧地发现这个办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效果，因为乔纳森根本就没有和他竞争。乔纳森是个无私的人，很注意别人的需要，随时准备对斯蒂芬的无助、微笑和眼神作出反应，而不在意他的鼎鼎大名和超人智力。在乔纳森的影响下，斯蒂芬变得更温和，更平静，也更善解人意了，好像他也觉得自己可以松一松在同命运的斗争中所穿的盔甲了。 我们三人齐心协力，开始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 音乐成为我精神复生和成长的途径。在乔纳森的陪伴下，我又热心于演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歌曲。 在上世纪80年代，斯蒂芬沉浸在国际社会对他的欢呼声中，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护理小组来到我们家，给了我急需的帮助，把我从极度紧张和劳累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乔纳森一直任劳任怨地支持我，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并且献身于我们全家，使我长期受压抑而休眠的各个方面开始重见光明。 多亏了乔纳森，我可以指望有一群现成的观众。无论我在哪个教堂或音乐厅演出，他都会安排我的家人，包括斯蒂芬、我父母和孩子们，一同前往。在剑桥，大多数音乐会的举办地点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就可以到达。只要音乐厅入口处是平地，不要上一溜台阶就行。在远离我们家的乡下，要参加音乐会就比较困难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其他人不去，乔纳森会自愿开车沿着漆黑的蜿蜒小道走数英里，带斯蒂芬一人参加。不止一次，我们的指挥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已经举起指挥棒，正准备落下去时，教堂的大门敞开了，一阵寒风呼啸而入，轮椅的吱吱声宣布“宇宙之王”到达。斯蒂芬·阿姆斯特朗总是泰然自若，松弛一下举起的手，放低胳膊，对包括我在内的合唱队温和地笑一笑，似乎这样打断演出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的宽厚，我总是非常感激。 斯蒂芬到国外去的时候，或者我们驾车去欧洲大陆某个地方接他的时候，我和乔纳森才偶尔犹犹豫豫地让那可怜而又柔弱的爱情小草显露出来吹吹风，开一会儿花。甚至在那时，它也常常是用紧张而负疚的泪水浇灌的。有一些人，固守着绝对的道德标准，对我们的显然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侧目而视。我们的生活方式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不相信，我和乔纳森也清楚地意识到那种生活违背常规，并在实际上一直经受着良心的折磨。 斯蒂芬开始只是英美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于他的《时间简史》一书取得成功，他开始誉满全球，成了全世界崇拜的人。1988年10月，我陪同斯蒂芬去巴塞罗那，出席西班牙文版《时间简史》的发行仪式，在那里，我们初次感受到那种崇拜的氛围。无论斯蒂芬到哪里，都能被认出来，只要他出现在大街上，总是吸引大批行人驻足，向他鼓掌致意。在众人注目之下，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无论是走路、抬头还是微笑都感到别扭。我本人也应邀接受了一家妇女杂志的采访。作为斯蒂芬的知识伴侣，我们又一次夫唱妇随，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合作。 这种生活也许注定会发生改变：一个叫伊莱恩·梅森的护士渐渐成为斯蒂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所具有的专业训练，使她能注意到斯蒂芬的每一个怪念头。当我收到斯蒂芬的一封信，说他打算和伊莱恩·梅森生活在一起时，我知道一个时期行将结束了。1995年5月，在斯蒂芬和我办了离婚手续的四个月后，斯蒂芬结婚了。1997年7月4日，我和乔纳森也成了眷属。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