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中国在外力强迫下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能够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读书人，无不痛感于中国的贫弱，以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态，寻求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我们迄今仍然走在这条路上。

五四运动及作为五四运动背景的新文化运动，也许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至今85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冲击波。从今天的种种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中，我们也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她的背影。

五四的遗产就是“科学与民主”。这其实是整个150多年来每代人都念念不忘的两大目标；大多数人都同意，现代化就等于科学加民主。只不过，五四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把这个口号大声喊了出来，并使它们深入人心。八十多年来，这两种观念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变革的推动力量。当然，在实践中，这两者的落实还不尽如人意：尽管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很多，但在决策中，却未必能够真正体现科学精神。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才刚刚起步。

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把现代化归结为科学与民主，却是不准确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还涉及到宪政、法治、市场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世界上还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拒绝市场体制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而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与民主”两个词所能概括得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概括上的偏差导致了后来制度设计上的偏差，从而造成了现代化道路的挫折。比如，市场制度在数十年间曾被完全压制。

更糟糕的是，当后来的人们把本来已经简单化的“科学与民主”推到极端的时候，更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西方人就是靠这两样东西实现了现代化和民富国强。回过头来，他们再来观察中国传统，却看不到这两样东西，起码没有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与成形的民主制度。于是，他们就相信，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就是因为传统的阻碍。传统的政治就是专制，传统的社会就是人压迫人，传统的道德就是人吃人，而传统的文学就是空洞无物，传统的文字太难学习，总之，传统中国人整个就不是人。因此，为了现代化，必须首先摧毁传统，改造社会、思想、观念，培养新人。坚决、彻底的反传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抢眼的现象。不管是陈独秀、鲁迅还是胡适，都是反传统的急先锋。

他们的信念是真诚的。不过上，他们的言与行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成长于传统之中，在他们身上，传统的知识和道德已经流入血液中，因此，即使他们提出了矫枉过正的口号，也不至于剑走偏锋。他们的口号是激进的，但他们的行为却是中庸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自相矛盾，使他们的人生是丰满的，他们的知识是丰厚的，他们的思想是深刻的。五四那一代，既受传统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知识；他们从容地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从而写就了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华美的一个篇章：他们生产出了最优秀的小说，散文，思想，学术，以及科学精神和道德人品。

而后来的人们却只听到了那一代人所说的，而没有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些口号被进一步简化。民主被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忽视了其中复杂的互相制衡的宪政、法治制度设计。科学则被简单地理解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一切社会习俗、宗教、风尚、信念等等，都必须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番，如果不合乎科学，就毫不留情地抛弃。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的传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征伐。弥漫于全社会的反传统冲动，自然也渗透到政府的决策中。旧的城市被连根摧毁，彻底重建，城市的特色逐渐地消失。传统的习俗被大规模地清理、改造，与政治性节日和西洋节日相比，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薄。汉字屡次经过人为的改造，社会普遍的写作技艺则越来越粗糙，学者们、甚至文学家们所写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少美感。法律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在立法的时候，经常不考虑民间原有的民事惯例，比如禁止燃放鞭炮、禁止乞讨。在经济立法中，也根本不考虑原有的民间商事惯例，一味追求现代化，却使法律使经济现实脱节。

知识分子曾经错误地以为，这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样一轮又一轮彻底反传统的文化、社会运动之后，中国确实已经丧失了传统，但却并没有实现现代化。我们被吊在半空中，社会陷入一种规范、道德的真空状态。在文化上，今天的我们成了一群无根之人；人们的精神取向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化，这却被欢呼为“个性的解放”。

而当我们的视野投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时，我们更加惊讶了。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与我们属于同一文化群体的香港和台湾，没有发生大规模摸的摧毁传统文化的运动，传统的道德、社会风俗、习惯，被自然地保留下来。然而，他们却比我们更为现代化。在那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令人惊讶地可以和平相处，而且，甚至是相得益彰。那里的文化似乎有更为丰厚的底蕴，那里的社会似乎更稳定同时也更有创造力，那里的人们的生命似乎更为充实。

回头再看，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也许，我们把事情弄拧了；或者，从五四那一代起，当他们提出那个简单的口号的时候，就已经把事情弄拧了。因此，当我们在八十五年后纪念五四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可能就是超越五四，超越科学与民主这样简单的口号。其实，这才真正符合五四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

事实上，随着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的放松，中国原有的一些习俗、规范、惯例已经在某些领域自然地复苏，并且，与西方的习俗、规范和谐地并存。另一方面，已经有一些学者从学理上尝试超越五四遗留下来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他们受过社会科学训练，一方面，致力于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目标，当然，大大扩展了科学与民主的内涵，在科学方面，强调的是尊重现实，以试错的方式，寻求解决解决现实问题；在民主方面，则突出了宪政、法治等等更为基本的制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传统的观念和制度，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并尝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西方的观念和制度进行无缝对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努力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思潮，并且影响越来越大。

打破固守传统或崇拜西方的狭隘视野，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公平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资源，可能恰恰是恢复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精神。纪念五四，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做法，而不是照搬他们提出的简单化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