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买了第７期的《读者》，一篇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梅贻琦二三事》，读后感触颇多，也产生了些联想。

说到梅贻琦，很自然地联想起竺可桢。浙大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竺可桢的，但知道梅贻琦的恐怕就不多了。其实，他们二位当年都是著名的大学校长；一个主政浙大，一个领导清华（含西南联大）。

我觉得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都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１）心甘情愿放弃制度允许的物质待遇。按当时规定，校长享有许多“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电话费、每月两吨煤，甚至卫生纸都由公家供给，但梅贻琦全部放弃，一律自理。他从不让家里人乘坐他的小轿车办私事，夫人从清华园进城，也只有当他进城办事时才允许搭便车。（２）在完全独处、毫无监督的情况下，仍能照样廉洁，不苟取分文。解放前他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后来被国民党弄到香港，继而在纽约中华文化基金会服务，继续保管清华基金。１９５１年春，他组织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仍掌管清华基金。在这期限间，他给自己规定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和办公费，决不多用。有时，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维持，发生经济困难，他宁愿靠女儿打字挣来的微薄薪金贴补家用，也不动用基金。据有人回忆，他病床旁有一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３）不受环境影响，出淤泥而不染。尽管当时社会贪污成风，他却谨守自己的原则，毫不为所动。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教授生活清贫，梅夫人为维持生计自制“定胜糕”，挎篮步行４５分钟去冠生园寄卖。梅贴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殡葬费都是清华校友们捐助的。

有关竺可桢校长在这方面的情况，未见诸正式报导，但从一些老校友处得知，在贵州时期，他也和师生一样，过着艰苦、简朴的生活。复员回杭也是如此。他的儿子竺安当时在浙大化学系学习，和我们同届，虽不熟悉，也偶有接触。他和普通同学完全一样，毫无公子哥儿的派头。１９５０年秋四年级时，还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公安工作。六年以后，竺校长在科学院工作，年事已高，而子女全在外地，由于周总理亲自关心，还几经周折，才将竺安调到北京，归队进了化学所。竺可桢校长去世后，除了一些书物和大量日记，也未听说有多少积蓄。

第二，他们都是著名的教育家。该文载，梅贻琦从１９３１年４２岁时成为清华校长，一干干了１７年，其中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昆明组成）的８年，直到１９４８年离开大陆。竺可桢校长从１９３６年领导浙大到解放前夕离开，前后１３年，中间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即便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只要有可能，就决不中断学校的正常工作。１３年间广揽人才、励精图治，将一个地方性大学建设成了全国知名学府，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应该说竺可桢校长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不搞宗派。该文载，１９５１年春，梅贻琦组织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用清华基金利息资助在美学者从事研究工作。他秉承着“不限清华门户，一视同仁”的原则，处理每一件申请。凡是课题确有研究价值，且境遇窘迫的中国学者，都能从他那里得到真诚的帮助。在用人方面虽未见报导，但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我在清华学习期间，从未风闻有宗派倾向。至于竺校长，用人也是举才荐贤、不问亲疏。他本人是哈佛博士，但并不偏爱留美学者，无论留英、留法，还是留德、留日，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欢迎。故一时间群贤毕至，实力大增，这对浙大的崛起是很关键的。他甚至不唯学历论，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年化学系实验室有位器材主管查长生先生，学历只是高中毕业，但多年来已旁听修完了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实验能力则更强。在贵州，曾参考文献，在当时国内首先研制出了新药磺胺嘧啶，竺校长亲自拜访，拟聘他担任教师工作，终因他本人比较谦虚而未果。

第四，关怀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贵州时期，倒孔运动中，竺校长积极向有关方面交涉，并带头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实际起了保护作用，才在军警林立情况下，使游行顺利进行，而未发生流血冲突。其后，他又顶住当局压力，并收集证据，揭露湄潭县党部的载赃行为，救出了被捕学生滕维藻和助教潘家苏。以后又设法救出被捕的学生王蕙和陈海鸣，但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未能救出，最后牺牲在重庆一集中营中。复员回杭，学生运动中，浙大学生吴大信、郦伯谨等四人被捕，竺校长又设法积极营救，终被释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遭杀害。竺校长和校医李天助去探望后，当局要他们证明于为自杀，遭到他们严词拒绝。梅贻琦这方面情况未见报导，但笔者亲历的一件事，也可说明一二：在清华学习期间，为声援浙大于子三事件，我和清华大批同学一起进城去北大民主广场开大会。会议进行中听到有几位清华同学被捕，于是决定全体不返校，准备次日在城内游行。后经梅校长积极交涉，终于在晚上传来被捕同学获释的消息，大家才在当晚１０时左右，乘１４部大卡车胜利返校。

第五、重视艺术教育。清华、浙大当年都是偏理工的综合性大学，均未设艺术系，但都较重视艺术教育。据不完全了解，清华有以张肖虎先生为主任的音乐室，开设音乐类课程。浙大自竺校长主政后，先后聘请了王政声、丰子恺、沈思岩夫妇等艺术教师，特别沈、杨二先生来校后，开出声乐、钢琴、音乐欣赏等课，并组建了延续１０年之久的大合唱团，推动了校园文化的发展。１９４７年，竺校长并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节约开支，购回４００多张音乐史上有代表性的优秀唱片，作为给学生开展音乐欣赏晚会之用。

当然，二人也有差异，主要可能是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之不同。梅贻琦一生中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几度出任教育部高层领导，唯其如此，梅贻琦在解放前夕离开了大陆，先后去了香港、美国、台湾等地，但在台湾他主要还是创办了台湾清华大学。竺可桢校长在解放前夕摆脱当局的纠缠不去台湾，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在上海迎接解放，并直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任科学院领导。其次，作为我国气象学的泰斗，竺可桢的学术地位似较高。

他们作为著名的教育家，高尚、正直的学者，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在为人处世、治学育人上所表现出的崇高品德，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其精神和风范也应为当今高校领导者们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