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祖德，就是本文提及的那个当年的烧饼工人。

我1966年南京13中高三毕业生。1968年响应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的号召下乡插队。我早在中学时就号称“英语活字典”。下乡后不甘沉沦，真正做到每天朗读英语，一天不落。悉心背下每一个在阅读中遇到的单词。

当时英语的读物稀缺，我到处搜罗。除了读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英语简易读物，我把毛主席的几篇声明和语录的英文版都一字一句看了。书店里只有列宁的英文“国家与革命”，因实在没书看，没办法也买来全篇看完。“牛虻”(The Gadfly)也是在乡下看完的，照例背下每一个单词。

1972年与在苏联的同父异母兄联系上，他寄来了英文的读物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托尔斯泰的一些著作，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很多其他的书。我都一本一本看完，并背下每一个单词。

我母亲为我订了一份英文杂志“China Reconstructs"，我也将其中的文章一字一句看完，并记下每一个单词。回想起来，这份杂志上的文章涉及生活各个层面，从文字上说还是丰富的现代英语。

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现了“英语热”。美国之音教“英语900句”，有配套的同名教材价3.5元，但很难买到。我经常听电台教课。到后来这本书随处可买到时，因为对900句已太熟悉，我已失去买此书的兴趣了。

我害怕被时代抛弃，可以讲英语学习一天未断。我生性活泼，同学的聚会我都积极加，有一天，我半夜回来，已过12点半，但这天(严格讲是前一天)的书还没看。我已很疲惫，但我想我若一天偷懒，就可以两天偷懒，之后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半年 ... ，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又读了一个小时英语才睡觉。如果一天不看书或看书时间不够会深深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插队的那些年虽时间多，还是連走路坐车的时间都用上了。

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看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朗读。朗读是外语学习的关键。

早在1972年，我已有“感觉”，感到自己能说英语，用英语表达思想了。

回城时我盘点了一下，如果把work,worker,workshop,workhouse等算做一个单词的话，我的词汇量是12000个。我保持了自己“英语活字典”的称号，在同学中远近闻名，并有了质和量的发展。

1966-1976，我的青春毁于文革，但在结束时总算不是一无所有。

我是1976年知青大回潮那年回南京的。成分不好，自然不会有好工作，早有心理准备。回来在市中心的“北京羊肉馆”打烧饼。南京市外文书店就在我店对面，于英语学习是更有利了。但我从没有打一筐烧饼记一个单词，我学英语同打烧饼并无直接关系。

我在店里是强劳力，扛米，下煤，拖货什么重活都有我。店里上下都喜欢我。

1979年南大的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需要进人，我通过考核录用了。其实当时许多单位招人，我参加了多场面试都获好评。去南大后先是本地报纸报道，后新华社江苏记者站来采访，之后连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可在中国画报1980年第4期图片新闻上看到我清楚的照片。甚至中央新闻电影记录片厂还来拍了电影，是“莫让年华付水流”的主角之一。

在南大几年有功底深厚的老师指导，翻译文件约百万字。可说真正懂了英语。至于匡亚明校长对我的特批，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 但是他批准我进校，并不是因为我打烧饼，而是因为我的英语经考核合格，他此举并没有错，事实证明我没有给他丢脸。

1984年江苏省水产局有联合国项目，需英语人员，我去应聘，通过了他们组织的考试(主要是口语)，从此在该单位工作至今 - 现在叫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1983-86南师大夜大毕业，学俄语三年。

水产局的联合国项目涉款数亿元，所有的文字和口译工作几乎是我一人承担的。可以自豪地说，工作二十多年从未遇到誰的英语词汇量比我大。

因工作关系到过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厄瓜多尔，印度，南韩等。1992年去了刚解体的苏联，是为数不多的能用俄语同当地人打交道的中国人。

总之，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并为此感到骄傲。我是打过烧饼，没错这是真事。在南京我以此出名，认识我的人人人知道，我不为此骄傲，也不以为耻。我感谢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机遇，我并没有给让我出头的时代丢脸，谁也否定不了我。

无论如何，感谢此文作者记得我。

祝 好，

周 祖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