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和哥本哈根学派

下面来讲一下科学学派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强调科学学派呢？因为科学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东西。你们会发现，早期的科学发展基本是个人起作用，包括哥白尼也好，牛顿也好，都是个人，你不会听说牛顿手下有一大批学生。但是你会发现，在20世纪初，学派开始兴起，真正的学派兴起是20世纪的现象，19世纪没有什么学派。如果你要说到德国的化学学派，好像有点萌芽。最最有名的学派，我这里提几个学派的名字，像你们知道的物理里面最重要的是波尔和哥本哈根学派。我自己去过丹麦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哥本哈根研究所房子的面积远远比不上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国人一搞科学发展，象中关村一条街，马上请段永基②，然后就搞房地产。中国人搞科学好像就是搞房地产。其实，最重要是要有指导思想，其次是人才。我看过波尔的研究所。实际上它的讨论会议厅大概只能有30来人坐在里面讨论，很小的地方。北大有很多很多研究所，可以和波尔研究所比大，而且大的多，但在世界上的影响，我觉得没办法和它相比。然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我前面已经讲过，在物理学上起过非常大的作用。

我顺便还讲一讲科学家的佳话。英国曾经参与封锁苏联，而且出动军队进行干涉。但当斯大林把卡皮查扣下来，不让他回去以后，卢瑟福非常伤心，他象嫁女儿一样，把卡皮查建起来的最好的全套高压实验物理设备拆下来，当嫁妆送给斯大林。斯大林也很讲义气，给卢瑟福寄去了一大笔钱，建了一套设备。但卢瑟福在得意门生走了以后，精神马上萎靡不振，卡文迪尔实验室也再没出什么大人才。所以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时候胜过父子。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最有意思的是，奥地利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在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出了很多人才，包括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当时奥地利的沙龙文化气氛非常重要。而且在这种沙龙文化氛围中，Intelligent的women——有才智的女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芝加哥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满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他们很多重要的成果都不是很正式地、象德国那种gentle地讨论，而是有时候是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咖啡馆里聊天。要知道，德国、奥地利人比较好客，不象英国人比较conservative。象普里高津，经常会举行家庭宴会，一班人就在那高谈阔论。师母都是非常喜欢那些才子才女的。这很重要，要是师母看见人就妒忌，那就麻烦了。这种文化气氛是满重要的。北大到目前为之，好像还没有这种文化气氛。不知是学者家里地方太小，还是教课负担很重，压得起不来。曾经有清华的王江给我建议，能不能在北京搞个俱乐部。这个事情我也挺喜欢，但没有精神，搞不起来，也没有地方。北大都没有像样的地方，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跳舞。

*Cowels Foundation 与计量经济学会的创立：结合经济，数学，与统计

美国经济学的崛起和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实际上得益于一个私人基金会，叫Cowels Foundation。那时，由于大萧条的缘故，他们感到经济的研究非常落后，于是出了一些钱来研究经济学。他们有一个想法，想结合三个领域：经济学，数学，还有统计学（statistics），因为经济学有很多数字统计。后来，几乎前二三十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大部分都发给这些人了，包括弗里德曼③和库兹列兹。但后来Cowels Foundation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后又搬到耶鲁去了，就不怎么行了。当然这个学派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原因是什么呢？它里面没有搞物理学的，都是统计学家。统计学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偏见，即把数据假设成一定服从高斯分布，正态分布，一个随机变量，甭管里面有没有波，统统处理为随机变量。所以现在这个词是叫计量经济学，依我来看，是一种误导。实际上经济学非常象生物学的系统，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假设，事先定好工具——数学加统计的话，视线就会非常窄。

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科学的兴起，跟它的创始人非常有关系。生物学一开始就是物理学家做的，它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计量经济学上来就是数学家、统计学家在那里指导，那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普里高津和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

普里高津学派，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前面讲的比较多。有同学给我提意见，说我提普里高津的次数太多。我的回答是这样，普里高津学派的东西我可以讲的很具体，而其他学派的则是道听途说。你们是愿意我讲道听途说的，还是亲身经历的。你们大家可以举手表决。多少人愿意，赞成我讲普里高津的故事？（笑）ok。我来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原来我还以为，普里高津的上台是什么人的远见，最近才知道，是出于完全偶然的原因。索尔维（SOLVAY）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爱因斯坦与波尔有个大辩论，几次都是在梭维会议上开的。梭维是什么人呢？他是和诺贝尔齐名的一个比利时商人。他发明了苏打，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要知道炸药和苏打的销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的家族都变得非常富裕。富裕以后，都想要支持科学。第一代诺贝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举办量子力学讨论会。如果你看物理学史的话，当时最好的物理学家，包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在那个会议上辩论。辩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结束，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矛盾到现在都还在继续。中间谁当研究所所长，我就不记得了。二次大战以后，出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美国做成原子弹。原子弹之父是奥本海默④，他是一位留学欧洲的美国物理学家。这个人在学问上对欧洲非常崇拜，但他又有美国人的自大。战后有一次，奥本海默到比利时访问。比利时给他很高的待遇，国王和王后邀请他赴宴。这对比利时来说，是给了最高荣誉。结果，欧本海默不把国王放在眼里，根本没去。比利时全国上下大怒，认为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一次很大的羞辱。结果就问，是谁请来欧本海默的。原来是梭维研究所所长。马上，梭维研究所所长就引咎辞职。那有什么人可以替代呢？没什么人可以，于是就请了普里高津。普里高津那时候还很年轻，才四十岁左右。普里高津是我知道的执政时间最久，好像比周恩来执政还久的科学家，直到去年才去世。

我发现，普里高津就任时做的几件事，是和所有的科学家都不一样的。第一，他有非常明确的科学目标，前面我已经讲过，那就是，想要挑战物理学里最基本的东西，即力学是时间对称的，可逆的，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但看到的生物演化是不可能的。他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第二，他有非常广泛的科学兴趣。他的用人比韩信还要高明。韩信就“带兵，多多益善”。普里高津还不是多多益善。我认为，普里高津是一个下围棋的高手，所有的科学布局，他都希望有他的学生去占领阵地。所以，他做科学的方法就像是开拓殖民地一样。在普里高津手下做的人，很少，很少有重复建设，象中国那样。你要跟他做，你就得攻坚。所以真正跟普里高津做不可逆性的人，就我所知，一共换了四代。几乎每一代人都会发现一些数学攻关的办法，解决一个问题，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就走不动了。普里高津又用同样的方式找一批新的人，又换一代。他的核心队伍是换了四代人，而他自己还永远在前沿上走。这点让我佩服的不得了。后来，我也跟不上他了，他的数学研究，方向我是知道的，但已经搞不懂了。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还不断往前走的，我是再没看过的。第三，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政治家。我讲两件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一个是，普里高津有那么多的研究领域，你看他手下的几个学生，最开始，最得意的一个学生是做非线性、混沌的，做的非常好，是个希腊人。后面有一个做统计物理、等离子物理的，非常好，罗马尼亚人。还有一个女的，做癌症，神经里的混沌，是个伊朗人。然后有一个做蚂蚁劳动分工的，是个地质学家。底下还有人类科学家，做哲学。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印度人。在我之前，他算是在那呆了最久的，博士毕业后呆了七年，是个驼背和鸡胸,非常非常矮。那个人非常聪明，后来解决了一个问题：在化学反应里面，你们知道，大部分生物分子的左旋和右旋是不对称的，他从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可以证明，为什么左旋会占据主导地位，做的非常漂亮。上次我讲了，有个英国人，做生态学演化，做到经济学，做到城市的发展，做到学习行为，在他那当了18年的博士后。世界上没有这样强的人。北大在讨论这类问题时，通常很极端。如果近亲繁殖不许留下来，那这个18年的博士后就很惨了。我也在普里高津那呆了23年，比我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呆得都久。而且你要知道我是最喜欢变的，呆在他那儿，就不想变了。为什么？但它不封闭。全世界只要和它的研究有关，都会被请去。所以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你看布鲁塞尔大学的图书馆，比北大、科学院、科大的都要差，很多杂志是没有的，因为定不起。但是他们的世界前沿科学信息比我们中国任何科研单位的都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普里高津花钱买idea的大方程度远远超过定杂志。他只要听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好的idea，他知道我搞多峰分布，我搞了半天，量子力学里面找不到多峰分布，后来就猜，心理学里面应该右多峰分布吧。他马上就说，你可以到瑞士去一趟，找人谈，问有没有数据。我就跑到欧洲去一趟。他每一个礼拜，奥斯汀也好，布鲁塞尔也好，都会请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科学家来讲演，而且讲演的工作都是没有正式发表的。他们的信息非常灵通。你会知道，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科学家，只要他想得到世界上其他科学家的承认，首先就会自告奋勇的把他的文章送给普里高津学派的人看。如果得到夸奖，请他飞过来做讲演的话，就感到是非常大的荣誉。象我们做经济混沌，第一次报告是85年在布鲁塞尔做的。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但主流派一直压着我们，我们文章的正式发表是在1988年。但是你能压得住吗？如果我在北大就被压住了，谁知道你在干什么。但在布鲁塞尔，根本压不住，因为全世界都有他的关系。然后你想，普里高津学派付的钱不比美国人多，所以美国学派讲高薪吸引人，对他的学派是不成立的。很多人愿意追随普里高津，原因是，第一，普里高津这个人非常慷慨。他去世时，发表了上千篇文章。象我这种人，根本没有可能给他联名文章，只能写一些纪念性的文章。如果没有奉献，他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但他想到的idea，整天都会在那讲有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要底下有学生愿意做，他就非常高兴。你只要能作出成果来。全世界一天到晚都请他讲课，飞来飞去。他到一个地方，首先讲的是他学生的最新成果。上哪去找比普里高津更好的超级推销员？而且普里高津推销成果的时候，从来不像中国的学者那样倚老卖老。我当他研究生的时候，他报告我的学术成果，介绍my friend Ping Chen做了什么事情。我刚拿到PH.D时，他说my college Ping Chen——我的同事陈平，非常非常平等。中国老师，只要上过他的课，我不佩服他，他走哪都吹牛，“我的学生陈平怎么怎么样”。（笑）所以现在你们叫我陈老师，我都已经很惭愧了。如果我对你们没有贡献的话，我怎么能当“老师”呢想想在普里高津那，说我是他的friend，一点没有摆老师的架子。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普里高津学派里工作，竞争非常厉害。我现在的胃被切了三分之二。这个病是在困难时期饿出来的。那时没有饭吃，还要下乡劳动。但整个文化革命，我的病都没有爆发过。在普里高津那干活，都抢着干。要知道，世界上的科学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头一次胃出血，在医院住了三天，回来，我就碰见普里高津。我说我已经回来工作了。我心里想，普里高津一定说，好好休息吧。结果他说：“Very good”。他说very good，我可不又得去加班。加班完第二次又出血了，这回出来，他看见我，也没说好坏，就说：“明年的钱有了”。这是生死存亡的事，right？你们在北大当学生这么快活，哪有一年不知道下一年的钱在哪。他度假的时候也会打电话问学生有什么进步，问what’s new, what’s the program?只要在前沿研究的学生，一旦抓到课题，所有的考试作业统统都扔掉。实际上我做混沌的时候，我的PH.D论文已经快弄好了，马上都扔掉，从头开始。没有人会讨价还价。因为你会发现，这就是你一生的机会。但在北大做事情就完全没办法。招来很好的学生做世界上最前沿性的工作。一招进来后，考试啊，作业啊，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人都被那些东西给捆住了。所以这点是我对北大最大的意见，北大整个学校没有一个临战体制，完全不像科学院、科大那些做原子弹的，就跟打战一样；北大文人的那种散漫的风气太重。北大学生去我们那的很多，但能够survive的人好像没有。他们受不了，就走了。

还有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主流派压制的那么厉害，还是能立刻在世界打起来？我觉得跟普里高津是一个科学政治家非常有关系。一件事情是，德克萨斯为了把普里高津拉去，是跟芝加哥大学竞争的。芝加哥的名气要比德克萨斯大很多。拿什么请普里高津呢？芝加哥offer一个讲座教授，奥斯汀也是讲座教授，那有什么稀罕的。奥斯汀说，你要来的话，以你的名字命名建立一个研究所。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所以活人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伊立亚.普里高津研究所。第二，普里高津到去世都是比利时公民，没有拿美国国籍。他每次到美国去都还要拿签证，跟我们中国学生一样。但普里高津在奥斯汀有绝对的人事、财政大权。我想在中国这是不可能，建一个研究所，所长是外国人，每年只来三个月。象教皇一样，所有的人事提拔、解雇权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只需要一个代理所长，在他不在的时候签字。实际上掌握日常全部运作的就是一个半秘书，这个秘书也就是所长助理，所有开国际会议，联系世界上的科学家，掌握钱，就是一个secretary。普里高津的办公室，与秘书的连在一块，外面就是放办公用品的房间。我当研究生时，一去，只要是他的研究生，给你一把钥匙，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开普里高津办公室的门，去拿一些办公用品。可见，美国人对人的信任到什么程度。你说北大现在，我是教授，给我一把钥匙，随时打开我们主任办公室的门，不可思议，right？（笑）然后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效率那么低，就是人对人的不信任。北大外面有院墙，院墙里面还有墙，墙里面还有锁。

你的学习需要的不断扩张，所以当初学校给你的基金肯定不够。任何一个学生作出成绩，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个领域站住脚，普里高津都会想办法让他自立门户。我印象非常清楚的两件事，一件是我的经济学研究作出成绩以后，没有钱了（因为物理学的钱是不给经济学的），然后普里高津亲自去跟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的寡妇，她是熊伯格——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后勤供应商的太太。创始人先生不在了，钱归太太管。后来我拿到她捐的款。那时候我才知道，文化的重要。我专门请她吃饭，送她一本画集。现在我才知道那画是达利的画集。当时说是替陈平送的。我不知道达利是谁，当时我想，我以前还学过画呢。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达利是谁。我知道，我那时的知识就到毕加索为止，后面的东西中国国内都不介绍了。达利最有名的一副画是一个钟，是变形的，是一个软的钟。这个代表普里高津的思想，就是，钟是象生物一样，是演变的。如果是个圆的、机械钟的话，就是均匀的。所以普里高津会把艺术和他的哲学结合到一块，送给她。所以这是普里高津迷倒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的贵夫人的本事。他要是没这个本事，研究也是做不下去的。

我刚刚把混沌做完。普里高津研究所差不多每两年开一次国际科研研讨会，而且每年都会变换主题，选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然后把全世界的科学家请来。但会议的规模都不是很大，重要的演讲人就十几个人。能够得到邀请，都变成一种荣誉，就是说被普里高津学派承认，是这个领域世界上的领先人物。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打破头，争取得到普里高津学派的邀请。开这种国际会议，我后来发现，是普里高津最好的组织全世界统一战线来推进他的指导思想的一个办法。我是87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谁组织呢？就交给我组织。我就找了一个联盟人，Richard Gay，后来是南加州最早做混沌的人。我们就算，哪些人会支持我们，哪些人会和我们辩论，象MIT的系统工程、心理学的，还有社会学的沃伦斯坦，这些人来了。我现在的朋友都是在那一次结成的，那时我还只是个博士后，还包括去年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经济学家Vernon L. Smith，我们都是在那次的会上认识的。一开会就形成一个新的联谊。那时正值美国股票市场垮台，我们的这次会议很时髦了一阵。按照中国的传统或美国的传统，我们当时就非常有可能立刻扩张，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或者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就做这个经济混沌。而普里高津和我讨论说，成立一个研究所对你并不有利。实际上普里高津非常明白，做经济混沌的只有我一个人，但要成立一个研究所的话，就会派一个senior的人来做所长，你就会被管住，所以实际上对你并没有好处。后来我一想，这是对的。我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当时美国人对“红色中国”非常恐惧。后来普里高津想一个办法，他说：“可以这样，把我们中心改名字。”当时，普里高津研究所已经办了十几年，一直叫“伊立亚.普里高津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研究中心”，然后为了让我的工作合法化，就给学校校长打报告，改名为“伊立亚.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我这个研究的就是复杂系统。我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能的，一个老师为了一个学生的工作合法化和持续，而改名。由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普里高津学派有大的影响，不仅在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后来到经济学和哲学都有很大影响，完全是和普里高津的个人风格和他的远见有关系。我在他那学的最困难的是，普里高津做宣传的本事，可以和列宁、毛泽东相比。为什么呢？开始时有记者采访我，问我什么叫经济混沌，我根本不说不出来：他们根本不懂数学，我怎么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但你要问普里高津，他可以和任何凡夫走卒、资本家、政治家谈物理学问题，讲的头头是道，而且还会把自己做的事情讲给别人听。

我还可以提一件事，我发现经济混沌是一个偶然，是普里高津个性。一开始我们找经济混沌，我们直觉猜是，股票市场可能存在经济混沌，但我们用的数学变换不好，找的数据不好，结果非常糟糕。我们找了半天，一个经济混沌也找不着。我这个人非常爱好社会活动。我刚去时，台湾人非常猖狂。他们占据了中国学生学会的牌子，双十节的时候发表国情演说，代表全体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向蒋经国致敬。我非常恼火，就组织一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我这个人是很喜欢搞社会活动的。一搞中国学生联谊会后，就要比赛，看谁在学校里的势力范围大。你开双十节，我就庆祝国庆。我怎么来提高我的地位呢？就请最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讲话。头一次，我就请了普里高津和另外一位科学家来参加我们中国学生庆祝十一的联欢会。因为我当学生会主席，就忙的鸡飞狗跳。因为我请了普里高津，还请了一位我去旁听课的，做微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做的非常好的老师，叫威廉达耐斯，现在据说也在诺贝尔奖提名上头。当时我并不知道，只晓得他的经济学做的很好。因为我没时间照顾这两位，就把他们两放一块，让他们去聊天好了，我又去维持会场秩序。普里高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产权吗？完全是受普里高津经验的影响。在美国，一般来说，科学家是非常自私的。为什么呢？他东西没有发表以前，唯恐成果被别人抢去，所以绝对不会讲他在干什么。你要问他，他一定会把他发表过的东西吹的天上地下的，最好你就去引证他的文章。可普里高津这个人愿意和任何人share他的idea，他坐在达耐斯旁边，就说，陈平正在找经济混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没有数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出来达耐斯就说，你没有数据呀，我有的是数据，叫陈平来问我要数据好了。那时，我们是大海捞针，你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呀。结果，我找了很多经济数据都不行，把他的货币指数拿来一试，混沌就找到了。两家都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以前在货币理论领域，弗里德曼鼓吹货币政策应该是常数的发行。那你看哪个指数，不知道，货币有好多好多指数。达耐斯做过很多工作，用统计的方法翻来覆去的做，联邦银行的指数是不怎么样的，他构造了一套理论指数比那个好。然后就分析哪个指数好。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但在做混沌测量时，发现好的指数跟达耐斯用统计办法弄的结果是完全一样。两家都高兴坏了。所以说，很多科学的发现是偶然产生的。但偶然产生的运气为什么掉在你头上，而不是他头上？后来我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当年愿意跟随波尔，和在我那时候那么多人跟随普里高津，跟这两个人的魅力有非常大的关系。普里高津象波尔一样，从来不怕丢面子，他总坐在第一排问问题。你学生做的东西，数学都比普里高津好，你做了报告，他就会问你，问到后来，你已经不知道你在那里干什么了，然后普里高津告诉你，到底你发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什么样才是一个科学大师的胸怀？我觉得中国将来要是能出几个这样的人物，中国科学就会马上换一个时代。我认为中国现在有这么大的科学成就，跟当年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这些人非常有关系。我不知道下一代的科学家有没有老一代科学家那样的胸怀。我认为，对在座的同学，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知识和技能不是重要的，但远见、思想的细量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