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领导体制:导师制,老板制,与单位制

我讲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你们将来毕业走到社会上去，就会发现书本上教的那些大道理比如产权，其实很少有用。但是小的制度安排我觉得非常有用。我给你们讲一些非常小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我觉得一个科技教育体制它有没有效率完全取决于谁说了算。在我看来，现在的科教体制大致有三种：欧洲是导师制；象普里高津、波尔这种导师,如果这个领导人选得对,他一个人决定这个研究所里的一切东西，用中国的话来说是一人化领导。中国只有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是书记兼司令。一到战争结束就是党政分开，互相牵制。所以中国大概从未实行过真正的导师制。第二种实际上是美国的制度，它叫老板制。为什么叫老板制？因为它的基金是按人分进来的。所以你真的是给老师打工。他们不叫老师，叫“My Boss”。有的Boss会好点，多数的Boss用美国人的说法是“Slave Driver”，拿着鞭子赶slave,学生都是cheap labor。它的一个好处是非常出活。你们不要小看美国人，美国学生的勤奋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学生。中国现在的工人、经理远远比美国人勤奋。美国人一到假期就度假，中国人打电话去加工产品，一天24小时都接。但是中国的大学研究生院不是。我每次回奥斯汀，任何时候开车到学校去，无论是1点，早上3点还是5点，很多大楼灯火通明。那些学生就彻夜在那里。图书馆24小时开放。图书馆里会有长沙发，你累了可以在那里睡觉，然后起来继续干。可见美国人做科学研究的拼命程度不是我们北大同学可以想象的。所以你就知道你们活得太舒服了。原因是什么呢？你们的老板没有一个有权力当“Slave Driver”。我给一个同学不及格，我就怕这个同学自杀，所以我给你们都及格，只好靠理想来鼓舞你们。但是如果在美国的系统下，非常简单——生存竞争，炒鱿鱼。考一次1/3不及格，划一个高斯曲线卡一下。开始进来一看，哇！热闹得很，五十几个学生，一直到博士论文答辩大概只剩几个。过几年大部分人都disappeared,学术市场上见不到了。淘汰率非常非常高。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中国的体制——单位制。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与产权无关，就跟这个有关系。

*基金的分配:学术带头人制与单位制

到底这个经费的分配是否应该按单位分？现在要强调科学，几个大学往下分，分完以后什么结果都看不到。美国和欧洲是落实到人。只有打胜战的将军才能拿到钱，打不胜将军是要被开掉的。但在中国，只要元帅的资格足够老，底下的人就象老母鸡孵小鸡一样，都被照顾。这基金的分配也非常简单，到底该用学术带头人制还是单位制。美国人为什么会花一个很大的价钱去挖一个学术带头人（它挖一个人都是百万以上）。因为这些人是带嫁妆的，你要明白。因为科学基金会、私人基金会给钱认的不是学校的牌子，是这个人的声誉。钱给他，看他能做出什么。我现在挖北大一个非常出众的教授到复旦去，你别看复旦给他一百万，马上，他为复旦带来的钱可能就是一千万。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政策环境，能让你充分施展。我记得当时奥斯汀把做基本粒子的带头人Wilbarger (实现了杨政宁的统一理论)从Harvard挖到Texas ,你知道是什么道理吗？抓住Harvard的一个政策弊端：Harvard虽然是个非常有名的学校，但是Harvard对女性看不见的歧视非常厉害……Wilbarger 的太太想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Texas给他的激励机制非常简单，你只要过来，你太太在Texas就升正教授。而且给他offer的是整个Texas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的工资，比Texas州长的工资还要多好几万。北大的校长最高待遇是副部级，科大以前校长最高待遇是委员长级，后来每换一个书记就降一级，从委员长级，国家领导人级降到副总理级再到副部长级。中国解放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下降。但美国要赶科学上去。为什么？因为当时国会议员抢来抢去，Texas才从Chicago抢来一个美国最大的加速器项目。当时以为这个项目建起来会带动整个Texas的科技起飞，结果后来冷战结束以后付不起钱了，就把那个超导加速器关掉了。但即使是这样，奥斯汀在基本粒子领域内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原因就是它把那个学术带头人挖过去了。

*人员提升与流动:终生制,合同制,流转制(日本)

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人才的聘用制度。如果现在复旦叫我去建一个研究所的话，我就会试验试验普里高津的体制。中国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成立研究所就要给编制。在研究所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就要进编制，就为了证明你的山头足够大。现在教委评基地都要求多少人，要底下人多才给基地称号。你就发现人越多内斗就越厉害就越出不了活。什么西方经济学什么金融理论要十几个人干什么，两三个就好，甚至一个人就够了。你完全可以把哪些编制空出来。在国外，人员的聘用终身制非常少，大部分是合同制。干得好就延长，干不好就开路。我记得还有一个制度非常好，是日本的。我把它叫流转制度。中国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的分布是非常不合理的。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医生富余，医院的很多床位都是空的。我在美国住院——胃出血，住三天就把你赶出来。为什么？它要省钱。在美国生娃娃也是三天就把你赶出来。在中国你要住院，巴不得你住一辈子。因为它的床位是空着的，住进去好收钱。但是中国的中小城市、农村根本就缺少医院。我认为北大积压的人才不晓得有多少。你去看中国其他学校。我去看过中国的福州大学——省一级的大学。在美国的话，你要在省一级的大学拿到一个助教授的位置，那是非常非常好的运气了，非常厉害。比福州大学低两个档次的大学你都要打破头才能进去。你到那去看，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老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好像以为呆在北大好，就不愿意走。实际上北大是条虫，出去是条龙。因为论资排辈压得很厉害。日本的名牌大学比如说东京大学、帝国大学也象北大一样特权非常高。你要去做官，如果不是东京帝大的根本就进不去。大公司看重的都是东京大学。日本有一个制度非常有意思：到了退休年龄，名牌大学的教师就得离开这个学校，到低一档的民办大学去教书。现在科学寿命是很长的。很多科学家到了退休年龄仍然是非常好的科学家。他到其他学校去任教的话，就把知识传播开来了。我认为中国这点做得非常差。在北大那么好的学校，到了年龄60岁，就强迫教授退休。整天在燕北园里没事干就跳秧歌舞、交际舞、打太极拳。把他们送到省一级的大学，那都是宝贝呀。所以中国人才的浪费与中国体制的僵硬非常有关系。

*人员待遇:等级制,年资制,竞争制;保密与攀比

另外这个人员待遇也非常有意思。你怎么给他涨工资。

最最糟糕的一种办法就是中国的办法——年资制度，按多少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给他提钱。我知道在美国包括Chicago、奥斯汀，很多人当了二十多年的讲师，就当不上副教授。为什么?教书教得非常好，没有research competition。那你说他为什么不走，他就enjoy呆在 Chicago。要到小学校去当个教授、副教授是个非常容易的事情。这是个人的双向选择。但你在中国，你在北大呆了五年，你还不给人家提，十年再不提就过不去了。在美国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你是做行政、教书还是research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第二条就是等级制。等级制和竞争制还不一样。欧洲很多系统都是等级制，提上去后只能上不能下。如果科学进步很快的话，年轻人的出路就比较少。现在你就会发现欧洲国家越来越难找到好的年轻人做教职。原因是什么？工业界会高薪把人才挖走。所以学校招的人越来越差。但是你要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美国教授的薪水是竞争制的。你们知道什么教竞争制吗？譬如现在有一个新的领域——纳米，大家都在抢纳米技术的人才。一去抢就有市场价格。譬如我要聘一个纳米的助教授，他的工资可能比传统领域的正教授工资还要高。在中国马上就要翻天了。一个助教授的工资怎么能比正教授的还高？这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的官员为什么能守住非常能干的核心技术人员，美国的小的学校为什么能爬得那么快。取决于公司的compete。

在政府部门搞一个银行监管，台湾银行监管人员都被民营银行挖走了，那你还监管什么。找一群羊来管老鼠肯定没戏，只能养猫来抓老鼠。美国所有的薪水全都是保密的。除了老板知道你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美国人非常忌讳别人问自己挣多少钱。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攀比。人人都知道谁挣多少钱，然后天天就觉得自己不公平。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也是全世界抱怨最多的国家。人人都不满意。人比人气死人。中国的文化有很多优点。但有两点必须要改：中国人喜欢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珍稀动物都吃过了;第二就是攀比。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学自己觉得很得意，但是世界上很少有人欣赏，天天在抱怨。抱怨得最好听的，翻译成英文卖，人家不买。墨西哥人、吉普赛人穷得不得了，手风琴一拉，琵琶一弹，照样兴高采烈。中国人就在那里抱怨。

*待遇的差距:竞争制大,等级制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差距到底是大好还是小好。我告诉你们美国的差距要比中国大很多。原因非常简单：竞争体制。要挖来一个学术带头人，需要非常高的代价。解决办法就是压低中低级人员的代价。很多人以为到MIT、Chicago去读书肯定奖学金高。实际上它们给的奖学金最低。为什么？它们不怕你不来。它要招的是领导人。反过来差的学校要往上爬，怎么办？它没有办法挖好的老师就挖好的学生。所以你们记住一个经验：如果你们申请美国学校，哪个学校奖学金多你就上哪儿去，你多半是上当了，因为奖学金多的学校多半是不怎么样。它挖你去希望能改善它的形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想要钱就少有成就。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传统，认为名利权三收，甚至还加女孩子——四收。实际上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做科学就不要在乎名利。

*制度的得与失:竞争制短期有效,等级制鼓励原创;关键:创始人与路径依赖

当然这些制度没有一个是最好的，它都有得有失。譬如我非常欣赏研究性的大学，但是代价就是活着出来的很难——那里都是助教教书。要是我在那些研究性大学里，我真是没有时间给你们讲这些故事。我看起来好像很悠闲，其实我挺累的，要放弃好多做科研的时间。如果在研究性大学，基本上就是让你们自生自灭。我女儿在MIT念书的时候，题目根本不懂，问助教，印度助教，英文一塌糊涂，也听不懂。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回来问老爸。在这点上，中国学生还是挺合算的。在北大，教育部就有莫名其妙的规定：科学院院士必须上一线教书。对学生倒是一件好事，只是院士就不在前沿上了。另外不管怎样，你设计一个好的制度都不可能自动成功。原因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科研系统，它对自身文化——选美标准、选择机制——都会有传承。北大虽然经过那么多运动仍然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有那么大的声誉。现在想起来还得感谢当年的蔡元培。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风气。不论后来有什么干扰，都有一种文化传统。然后你才知道历史上可以有这种事情——考不上北大可以当北大教授。现在没有人敢说这种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科学院曾经工作过两个所，产权是一样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文化完全不同，但创始人不同。开始我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物理所是严济慈建立，人员都是他选拔的。这里的科学家经过多少次运动仍然是非常敬业，非常有科学精神。你可以跟任何人讨论问题，没有人嫉妒贤才。等到后来要建核能装置，因为耗能非常大，一个试验就好几百万，北京就吃不消了，就建在安徽。我认为中国历史上非常大的错误就是限制人口流动。然后谁都不愿意离开北京，因为北京有特权。北京隐形的补贴非常多，特别是教育的特权。所以北京好的科学家，有希望往上提拔的都不愿意去。结果谁去呢？谁解决不了夫妻关系，两地分居的就去。所以如果你娶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太太，不想永远分居，没办法就到安徽去。就这样组建出一个研究所，党政人员就调物理所的转业军人。原来是一个试验员的就调去当党委书记。好家伙！这么一搞，一个研究所就没法做研究了。为什么？派去的书记是一个军队干部，人非常好，但从未做过科学研究。谁是好的研究人员，他的标准就是就看谁坐在办公室里好好看书。我们那些人忙得鸡飞狗跳的到处搜集文献，采购材料，几乎都没有时间回家睡觉。他在办公室里看不到你，就大怒，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你说我要在办公室里呆着，我还做什么研究。我发现中国后来放大起来建的许多工厂、研究所就是这么拼装起来的，根本没有办法打战。我想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就知道中国领导人的观念了。激光技术刚出来的时候，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很小。激光刚刚发现，科大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激光专业。然后在安徽建立了一个激光研究所。后来传达了一个文件，我都没有看懂，口头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找一批人来，给他们饭吃，叫他们把东西搞出来。你说说找一批人来就能干吗？科学家有水平的没水平的差别非常大。所以作科学如果不讲究发掘人才，而是以为钦定的部队就能打战就错了。现在讨论半天产权，国有企业也搞不上去。国有企业有做得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差的。关键就在于创建这个企业的领导班子，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带出来一批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知道当年打战的时候。我经过文化革命，我调查得非常明白。彭真，原北京市委书记，去了以后就把以前的土匪、部队全都收编了，解放军就扩大了很多。林彪从关内带去的那些军队身经百战打出来的，徒手进关。然后一打战，彭真收编的军队马上就垮了，能打的还是老八路，林彪、聂荣臻带去的军队。你就知道这个部队是打出来的，还是拼装出来的了。前些年，朱鎔基搞的企业集团作大，包装上市，搞那些名堂。其实企业作大，是上头给的特殊政策，让你往里添人，但是核心队伍不变。中国有句老话，英雄雄一个，降熊熊一窝。我来讲这课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你们这里有人才冒出来，将来能给领导推荐推荐，缩小你们走上前沿的时间。中国不晓得还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