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尤其对于我们北大的同学就更难了。我发现北大学生进了北大之后身上包袱非常之重！我的学生考试考得不好就经常会给我发E-mail过来说， “陈老师，给你丢脸了！” 丢什么脸嘛！我从来不在乎分数。北大学生对得失看得太重了，好像考进北大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有些省状元，更觉得自己了不得，也就更加战战兢兢，我觉得他们怎么活得那么累呀! 其实那些优秀的科学家却都跟小孩儿一样，根本没有得失的概念。

1．跨学科的兴趣和眼界

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就会发现科学家是真实的人，完全不像中国渲染的那种道貌岸黯然的人。我记得一次我和我的爱人到老师罗斯托家里面过圣诞节，他每年都会请12对夫妇到家里赴宴，饭前大家在一起聊天，罗斯托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而且在政府里做过很高的官员，客人里有科学家艺术家等各类精英。我发现中国人聊天有个特点，一见面就打听你认识某某吗，他现在在哪儿呀，官升了还是降了？反正对这种事特别感兴趣。西方人聊天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们会打听你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想从你这儿学到点东西。我一去就被一个曾当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科学家问了半天中国的事情。而且要吃饭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像中国似的，有个人大吼一声：“嗨，安静，吃饭了！”在罗斯托家的宴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忽然听见一阵悠扬的钢琴声，是罗斯托在演奏，如诗如画，美妙绝伦……罗斯托本人像华罗庚一样是个瘸子，外表其貌不扬，但你要听他讲话就会感叹于他的知识面之宽！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我会给你们看他写的那些东西。

我要给你们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中国企业改革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给中央上书，认为中国银行最大的问题是垄断，解决垄断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拆开来让他们竞争，但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奥斯汀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理学家叫John’Weeler。当年奥斯汀想要往上爬的时候挖了四大天王过来，两个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两个还没有得，Weeler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之一，他是研究黑洞的鼻祖，唯一一个同时与爱因斯坦和波尔合作的人，没有其他人能做到。他给我讲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个人知识面非常广博，曾经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的会长。有一次我带了几个中国学生去跟他讨论做学问的方法，就提起中国改革来了，他说你们中国改革可以学一学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当时我都不知道斯隆是干什么的。他说麻省理工商学院就以斯隆命名叫做斯隆商学院，当时通用汽车公司非常大，几乎就是垄断企业，非常像中国的国企。斯隆的贡献就是提出把它拆成几个分公司让他们互相竞争，独立核算。这样，企业效率一下子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用这个办法把中国民航拆开来，效果非常好。但到现在为止，中国银行也不敢拆。一个物理学家，对哲学感兴趣，而竟然对管理也有这么深刻的见解，当时我非常惊奇!

我非常熟悉的人是我的另一个老师Robert’Herman，他是大爆炸理论的奠基人，美国工程院的创始人，他预言宇宙极限温度是5K，但当时的美国海军实验室根本测不出来，等到60年代偶然被测出来之后，就把诺贝尔奖发给了做实验的人，后来美国物理学感到非常遗憾就给了他一个奖章。我刚认识赫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别的方面还有才能。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给他过生日，我们中国一过生日，歌功颂德之辞溢于言表，但赫本的生日聚会与众不同，是我见到的最有趣的一个生日聚会。一进门就有一个玻璃柜，展览他自己做的抽象派的雕塑，而且下面标明第一次展览是在美国工程院某年某月某日。我当时非常感慨，哇，这老头好厉害呀! 因为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他是我见到的最邋遢的科学家。桌子上的东西堆的像山似的，如果不是他的秘书帮他整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东西放在哪儿。这么邋遢的一个人竟然是如此好的一个雕塑家!在他的生日聚会上，最引人人瞩目的是一对夫妻的演出，这对夫妻也是奥斯汀的名人，老头儿是个犹太人，非常有名的大提琴教授，娶了一个中国女孩儿，那个女孩儿长得特别乖，像洋娃娃一样，脸圆圆的，住在那个老头家跟他学大提琴，后来就爱上那个老头了。这个中国姑娘也就20来岁，而那个老头儿至少也有五六十岁了，反正看起来要比普利高津老！（笑）虽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但那天参加聚会的妇女们都忍不住在悄悄地议论这对夫妇，很显然都觉得他们不般配。但当他们拉起大提琴，那低沉而深情的调子无疑是在演奏两人真挚的爱情，此时，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是彼此般配的；我曾经看过世界上很多非常好的乐团的演出，但我第一次被大提琴感动就是那时！哇That’s true love! (笑) 最近我回奥斯汀，他们又说起了赫本的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赫本本人就是拉大提琴的，而且他拉的大提琴是他自己做的！赫本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大萧条的时候赫本找不到工作，一位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朋友把他推荐到通用汽车公司作理论部主任。赫本在通用汽车公司里面完全就是一个怪人，因为他与公司里的官僚气氛格格不入。他的老板是个大胖子，又胖又蠢，赫本自己又小又灵，什么都喜欢，赫本非常痛恨通用汽车公司的官场文化，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打破这种文化，他有两个办公室，相距很远，命令手下的研究人员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那怎么办呢？最后他的那些助手只能从外面的水管爬过去。有意思吧！（笑）

我下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更有意思。我当时跟普利高津做研究的时候，曾经跟普利高津谈起过赫本，我说“赫本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想跟他做点东西”，普利高津第一句话就是，“赫本不懂非线性”。我当时很奇怪，因为我知道他和赫本是最好的朋友，普利高津去哪儿，赫本会亲自给他当司机，如果在中国，当着学生或晚辈的面说朋友的缺点是非常不礼貌的，但科学家在学生面前，没有中国的论资排辈。普利高津完全从事实出发，使我看到了科学家的诚实。后来我跟赫本在一起，发现他真的不懂非线性，在线性理论领域中他出类拔萃，但一涉及非线性，普利高津仍在前进，赫本就被落在后面了。

我跟普利高津干，我非常佩服他，因为非常难得有人能够否定自己。当时混沌刚刚出来。美国这个国家赶时髦非常快，混沌一出来，老师都不懂，年轻的学生马上扑上去，这些反映混沌现象的文章刚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甚至有的还没有发表出来，但大家会扑上去跟着做，老师就算不给学位也不要紧。这就是美国的文化，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不像中国是个恋旧的文化！这也是美国大学校园文化与北大校园文化的差别。北大学生看到什么人会扑上去呢？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家，是已经成功30年的人！开始的时候普利高津对混沌非常反感，认为它既没有物理的实质也没有实验的证明，完全就是个数字游戏，他前面几年完全不理他们。但84年他的一个学生从气象里发现混沌，普利高津立刻就转变了，马上把自己做了几十年的东西放下来，跳进去研究混沌，研究了不到两年就走在了所有年轻人的前面，研究了五年时间之后，普利高津竟然成了混沌的鼻祖！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跟当年我看波尔的历史的故事一样，我们读那个历史的时候，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 为什么那么厉害？波尔的数学是没有他的学生厉害，他的学生海森堡 ，狄拉克 学得比她他好，那时候我就听他们讲，就是说你只要一开会，每个学生都要去教波尔，我发现了什么东西，然后波尔就开始提问题，提到后面，那学生就傻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时候波尔就会告诉你在干什么。那后来我就发现普利高津也是这种人，他开始写这本书叫混沌产生有序，他见的混沌实际上是非线性随机混沌，不是决定论混沌，，但等到人家做混沌作出来以后呢，人家做得是纽曼的问题，他立刻就想到牛顿力学，量子力学问题，而且把它所少年的梦想，想要修改量子力学的梦想变成现实..当时别的人都认为它是神经病，因为没有任何实验发现这个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说，我大概佩服的，历史上，我大概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普利高津，第一有远见，第二呢，有战略头脑，敢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为了坛坛罐罐，守住几个城池患得患失，这种勇气，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人有的，所以，我在普利高津身边工作，后来对他佩服的程度，就是说，他不光是像达芬奇一样全面的人，他像个政治家一样，所以你每天要见他的人都排好队，它比周恩来还忙，ok？而且社会上各个层面的人他都能够沟通，但同时自己做科学又作的非常好，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数数他的文章，发表1000多篇文章，我简直不知道他的文章怎么来的，而且你不要人为他的上千篇文章都是学生的工作，我跟他做了十多年，只和他联名写过一篇文章，是给一个给我们捐款的十亿富翁，写的一片方法论的综述文章，如果你的文章和他没有关系，或者他认为它不能判断，他不会跟你联名，不像一些美国教授，把学生的名字往后一挂，产生好多文章。普利高津他没有，后来我对西方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当使我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当时普利高津教我去看皮亚杰 的东西，我去图书馆一看，拉开抽屉，一个盒子呀，你要知道以前的图书馆的卡片（目录）（竟然能装满一个盒子）我吓坏了，这些人怎么活啊？当然我跟普利高津的时候，我就发现即使它在外面度假的时候，他也会打长途电话回来问你，what’s new?这个事情做出来怎么样？ 所以你跟他干的人，你要是不佩服他的人，你会说他是一个slavery driver,一个驱赶奴隶的人，当然这个奴隶使你心甘情愿当的，你为什么不跑啊？他自己愿意跟他去的，他又没有把你的手脚捆住。到他去世了我才知道，他在全世界有5个普利高津研究所。我当时就像他在两个地方飞来飞去，我已经飞不动了。我现在在北京和奥斯汀飞飞，我已经累得都快趴下了。普利高津到80多岁，还建了5个研究所。而且他从来不锻炼。所以这种人除非你亲眼见过，否则我都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人，所以见到这种人我是人为我是change my life.是改变我的人生观，所以我也希望能改变你们的人生观，不是所有人，改变两三个就可以。你说，哇，这种生活值得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只是升官发财。

2．关于提问题，质疑别人的理论

科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全部都是人们刁难你的结果。如果人家刁难你，你不但不恼羞成怒，而且还很高兴，这就对了。我就知道，世界上最后名的例子。量子力学的建立。德布罗依 已发现德布罗依波的时候，薛定谔 兴高采烈的在德国一家大学里跟人家讲这个德普罗益波的发现。在西方科学里面有一些恶人，在中国这种恶人是最得罪人的人，在西方是最受尊敬的人。这些人就是敢问问题的人。在我们中心有两个最厉害的，一个是普利高津，另一个就是那个女的linda。我在经济学里大概是问题最多的。在物理学里面，我的问题没有那么多，因为好多问题你没有想过，是stupid question，你不敢问。right?物理学家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恶人，德拜 ，啪的（给薛定谔）提了一个问题，你讲的波，那么波的方程呢？当时，薛定谔就愣在那里了。回去以后，两个礼拜，薛定谔就造了一个方程。量子力学的另外一个形式就诞生了，这个传说传得非常广，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的。当然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个（“恶人”）。就我在85年在布鲁塞尔报告的时候，讲我的经济混沌。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普利高津也非常高兴，没有人看出我的毛病。就有一个最厉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叫郝柏林 ，他是郎道 的最后一个研究生。郎道考试是鬼门关阿。考上郎道的研究生非常不容易啊，结果考上研究生就出车祸了。当然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郝柏林这个人非常可惜，我认为。我曾问他：你有什么贡献？他非常诚实，他说我没有什么贡献。他其实作了非常多的贡献。中国有很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抓住一个大的问题，怪可惜的。但郝柏林送给我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他将了我一军，他说你这个混沌的维数怎么只有1.5？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一想也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常微分方程最少3维，所以你算一下至少是二点几，怎么可能是一点几。另外一种方程的维度是一维的，他的维数只有零点几。正好这中间限制了，你又不是二点既有不是零点几，弄个一点几。我回去想了两个礼拜，看看文献，马上就明白了。只有一种可能，生物学上已经发现了另外一种方程，它产生的维数可以变化很广。但常微分方程其实要难得多。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要感谢郝柏林将我的那一军，他要不将我那一军，我根本不会想到要找这类方程。因为你要知道，这相当于识别了一个类。所以你就知道将来北大会不会出人才，一定是群星辈出，没有说一两个特别突出的，为什么呢？这得有一个气氛，所以普利高津常常强调，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同信仰的碰撞不是一个灾难而是一个创造的机会，因为你crash产生火花。这件事情我希望如果我的课能有一些收获的话，我希望在北大能做个总结，如果你们不同意见能冲撞，真正有建设性的意见，能产生新的东西，那你们就有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鼓励北大的学生组成各种讨论班，俱乐部之类的。这也是我也非常强调的。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比，最大的弱点就是北大学生没有合作能力。一个个都是自由粒子。做科学这种东西，你要没有人合作，没有team work,你做不大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们能改进。

3．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和论资排辈的习惯

我希望有一个文化气氛，这件事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我的经济混沌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很多地方请我去作讲演。北大也给了我很高的地位。那个时候，北大光华还没有成立呢。那时88年的事情，我在光华将了两个礼拜，那时候北大很好讲，去了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当时北大一个权威的数学家也在座，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的事，提问题的都是研究生，老师一个问题也不提，尤其泰斗级的老师一个问题也不提。

过了一年我去台北讲学，接见我的是那个台湾的学术权威，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诺贝尔奖提名的人，蒋硕杰，中华经济学院院长，那个老先生人非常好，平时谦谦君子，非常寡言少语。但我一讲那个经济混沌，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一个上午的演讲，就他在和我讨论问题。底下坐了一大班留美的人，包括副院长，后来做了院长的，大家都哑口无言，我当时一想可能是老先生一发言，论资排辈，其他人都不敢提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但是，我到欧洲，美国，莫斯科等地讲学，到哪里一讲，马上开锅，老的少的都会提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Why?我讲一个我的猜想，无论北大还是台湾，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德高望重的教授提出来问题对某个问题表示不明白。这是丢面子（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国家正好相反。所以现在好多科学家来北大讲学，最不高兴的是下面没有人提问题。你下面的问题越多，他就越高兴，他认为你是对他的理论感兴趣。当然你的问题越厉害，水平越高，他就越高兴，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心还是做了一些贡献，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愿意来讨论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是起码有几个老师是你来什么人他都给你提问题，非要将你两军才过瘾那种。这是一种文化，当然提的问题水平高低还是会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北大的学生，在你们的学生时代要养成这个习惯，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我劝你们所有人，放下架子。考进北大没什么可稀罕的。你是凭运气。不代表什么。到北大以后，你只是从零开始。到社会以后，你也都是从零开始。到底你能不能证明你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好，靠的不是什么牌子，而是你的成果。另一方面，你们不要自卑。所以随便什么名家，你一定要想他成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真正想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他的局限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北大现在与国外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北大学生问问题的水平还是比国际标准差得很远。原因是什么呢？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北大课程设置的问题。太杂太乱，学生自己创造性的空间太少了，所以你对世界上最新最近的进展接触太少，所以你提的问题要提到点子上也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