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在中国的科学界大概是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会议。2002年开的这个会议，专门讨论李约瑟问题8和中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展望。中外科学界的元老，两弹一星的元勋都参加了。我算是研究李约瑟问题在国内外有贡献的科学家，最后做了总结发言。我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有十分尖锐地批评，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对中国的经验观察产生的。我写的文章曾经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作为党内文件下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报一刊整版发布，这是最高待遇了。但是，学术界完全没有辩论，在去年我才在北大提出了那个讲演。北大历史系要和我共同带博士生，可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心的体制问解决不了。

1、中国科研体制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识别人才：分数vs IDEA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没有形成过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当年中国知道最开放的一批科学家中谁是好的，周恩来还亲自礼贤下士，从国外请回来这些人，像华罗庚这些都是大将！现在如果问中国谁是好的科学家，他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教育系统、科学系统，跟中国的金融系统一样，不晓得怎么识别人才，这是中国基本问题。中国只知道识别高分数，只知道识别博闻强记的人，不知道识别有创造力的人。北大每年都以招了多少文理科状元为骄傲，而对于西方的大学，分数只是一个BOTTOM LINE 。他们是看谁有好的Idea。中国科研经费大部分都用来买设备，买图书，最多给你出差费。西方是用来买Idea.

去奥斯丁之前我给Ｐrigogine写了封信，很简单，说的是＂你的雄心是要跨越物理学与生物学的鸿沟；我可以跨越物理学和经济学的鸿沟＂。这就是我的Idea。等我到了奥斯丁才发现我的学员身份问题，没考TOFEL、GRE。结果我到了那边钱也没有身份也没有啦。研究生资格要驳回，那边问这个人还要不要，以后你们招研究生要不要TOFEL、GRE。我们中心的负责人说 ：“以后我们招研究生托福、GRE也要，但这个人我们也要”。美国方面立刻就同意了。中国就不行，北大老师就不行。但我要获得研究生资格有条件：考试成绩A-以上才能转正。结果我考下来全是A 。到目前为止我很得意我在三分之一的淘汰率下拿到GPA4.0 。

中国在海外有重大成就的人在国内都是不喜欢的，调皮捣蛋的人。中国现在开放后有一个好的趋势，叫出口转内销，利用国外的选择机制来识别人才。但代价非常高昂——多数人假如没有强烈的民族心和爱国心的话，他就留在国外不回来了，所以中国现在做得好的大部分在国外，我认为不是钱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的领导不晓得国外谁是好的科学家。等到人家成名了就把他请回来，他已经过时了。诺贝尔奖发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前的工作，中国现在各个大学却还是请那些名家——那些过时了的人来做。

（2）追名家vs追前沿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晓得追名家，或者追长官，不晓得追前沿。在国外，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只要是一个研究生做出成绩，立刻全世界知名，各个大学抢着去，立刻就知道这个新星，这种现象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没有。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到世界各个学科前沿，两年以后就组织了国际统一战线，到现在我还吃那个老本，要在国内做都做不起来。

（3）效率低下vs劳动分工

我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的时候，时常讲个笑话，我们做衣服要从打锄头，种棉花开始做起，根本没有劳动分工，我得亲自做仪器，亲自跑器材，亲自找人事调动，把我的爱人调来，把我的助手调来，而在美国，做研究非常的简单，只要申请一下，一个订单就来了，劳动分工高度发达，我只用想我的几个问题就好了。后来我算了一下，在中科院90%的时间都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原因是什么，没有劳动分工。这本来是中国要现代化过程中要改革的一个弊病，但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学术界这变成固守原来阵地的骄傲。

2、北大这个体制是落后于时代的

（1）教学vs研究

北大是非常好的学校，但是我认为北大这个体制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除了中国科技大学以外，所有的学校都是教学性的学校，不是研究型的学校。科大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办得怎么样，但我想和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院比，大概还有很大的差距。

（2）：竞争：北大教改的必要性：

北大老师和学生的潜力非常大，但是我个人认为北大的体制非常的陈旧，要是不改革的话，中国科学要想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十分困难的。直接促使我开这门课的原因是去年引发的北大教改的辩论，北大的教改在国际标准来说是非常温和的一件事情，根本谈不上休克疗法。在美国不要讲研究型的学校，就是普通的大学也是淘汰制度，每到六年以后，不行了就淘汰，淘汰率在非竞争的学校会低于50%，但是在竞争性的学校淘汰率会达到50%到90%。北大这么大这么有名的全国竞争性学校，校领导提出淘汰25% ，引起轩然大波，根本就改不下去，而且还有人提出来北大的人文精神和现代化的教育改革是不能相容的，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很希望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和我争论，无产阶级丢掉的是锁链，我丢掉的则是孤独和无知，你要是批评我错了，我获得的是新的朋友和新的领域。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北大的教授头衔要拿掉也没有关系，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了多少事情。我对中国的科学教育体制非常不满意，可改革的问题对个人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微言轻，所以说的话总是没有人听，怎么办呢？只好下定决心做点事情，才能让别人信服。本以为做个三五年就可以了，后来没想到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大概最后得做到临死以前还是做不完，因为我要做的目标越做越大，永远没有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