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万卷书，游千里路

去年我请张五常给我写了一个幅字。中国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但是我改了两个字，为“翻万卷书，游千里路”。书是不能读的，现在信息爆炸，读万卷书的话不就读死了吗？我觉得中国学校最大的一个错误是认为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培根讲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知识也是负担。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学校都在找那些年轻的能够提问题的学生？因为他有新的想法。却不愿意找那些学富五车的人，他们脑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了。而知识是不断新陈代谢不断重组的，你们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就会明白在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90%都是没有用的。90%里面的50%可能是起负面影响的，你所学的东西有用的是很少的。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见识，方法和能力。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带你的话，就像我，一个中学生，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参与华罗庚搞的研究。大学我们一二年级都是做的物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是好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前沿的问题。做学问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勇气和毅力。你没有勇气和毅力根本就抓不住新颖的研究课题。我认识许多北大出去的学生，基础知识非常好，考试成绩都比别人强，但是最后有成就的人屈指可数，原因就是北大学生太爱追名家，太急功近利，所以你追名家的时候就已经赶在尾巴上了。热门是昨天的机会，对你来说这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不敢做pioneer的话，在世界上是没有机会的。做学术是这样，做市场也是这样。

我把“读”改成了“翻”。你们知道书是要翻的，只有翻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书值得读。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受了严济慈很大的影响，学物理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物理的教科书，老师的教科书我从来不买。学一门课就去图书馆借几本这一类的书，一字排开来看，一看就知道哪章谁写的好，谁写的更有特色，哪些书大部分都是抄的，有的很厚的一本书真正有特色的就那么十几页，大部分书看一下前言和结尾就不值得读了。假如你不会翻书的话，跟着哪个老师就学哪个老师的东西，是不会有出息的。况且同学们大部分读的书还都是一个专业的，而我们读的书都是跨了行业跨了领域的。现在科学发展的非常快，大部分新的学科都是从边缘学科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工匠式的学习方法，就会被淘汰。基本上我们国内学科的开制还是二十年前的体制，所以你出去以后会被重新洗脑。现在北大学生出去之所以受欢迎，人家认可的是北大这个牌子，觉得你考进北大起码是个聪明人，但是并不是认可你的竞争能力。我在中心已经连续几年给奥斯汀推荐研究生，没有一个录取的。这恰恰是因为我本人的例子，使我推荐的经济学的学生都不被录取，最后他们录取的全是科大的数学物理的学生。因为在奥斯汀有一个做基本粒子的美国学生，受了我的影响转学到经济系去，成了最卓越的博士生。他们对传统的经济学上来的学生根本就不要，哪怕我们ccer教的课程都是照哈佛的课程教的，但真正前沿竞争性的大学，
并不看重你的知识，看中你做什么，而是你科学研究的方法。

为什么我讲要“游千里路”呢？不是“行千里路”呢？中国很多人把履历作为一种骄傲的资本，作为一种资历。觉得“本人到此一游”，觉得自己见过了很多东西，可是你真正看见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现。所以“游”的意思就是要没有功利心，而有好奇心，去玩，就会看到很多反常的事情，然后才会有发现。很多科学发明，都不是从功利出发，不是在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正好的科学家，不记名利，不记得失。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得诺贝尔奖才做科学的。我碰到的真正好的科学家，都是游千里路。

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尽量的放弃北大培养的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的作风。我现在很难扭转北大的校风。如果明天要考试美国学生今天会开舞会，从下午开到晚上。北大学生别说开舞会，开讨论会都不敢。要狠命的背东西准备考试。所以大家的得失心要放掉，要知道生活是很快乐的。

（二）关于科学研究的文化

上大学时，严济慈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上课时规模比我还要大，完全是法国式教学，教学是开放的，旁边还有几个助教，做实验时就现场表演，然后学生就在那讨论提问，学生成绩好坏，根本不按考试排，就是看你能不能提出有原创性的问题。他教导我们：要学任何一门学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一个沙龙，法国有拉丁区，诗人在一个沙龙里面，科学家在一个沙龙里面，政治家也在一个沙龙里面，在北大我想搞一个沙龙，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搞起来，没有地方，也没有气氛，每一个系都有很多人才互相封建割据，一个大院套一个大院，互相之间不来往。像当年苏联的试验物理之父Kapitza9在剑桥的开文迪许试验室组织了Kapitza俱乐部，里面有很多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像弗兰克这些人，都是Kapitza俱乐部的成员。我希望你们在上我这课的同时，在下面自我组织各种各样的讨论小组，自己组织文化沙龙。所以我就说，会百家才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完全是在科学流派的交锋里面学到的，因此要是不看武林高手打架，只晓得一家之言，要么就是产权学派，要么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互相间不交锋，做不出什么名堂来，要在各派对话的交锋里面寻找成长点。信念的冲撞不是灾难，而是创造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对我有一个理解和原谅，我在这个课上会批评很多人，很多学派，但请大家明白，可以让我批评的人是我尊敬的人，因为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point的话，根本不值得我去批评，所以我批评你就是表示我尊重你，而且我在批评你的时候很可能吸收你里面的好的成分和思想到我的理论里面去，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是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要把牛顿的理论做为special theory包括进去，而不是要把它打倒。有个同学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以前毛主席写那个湖南农民的调查报告，要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然后他就问，是把敌人打翻在地，站在他肚子上好呢，还是像牛顿一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呢？站在巨人肩膀上还是要比站在肚子上看得远一点。所以对前面那些人的批评，我请大家宽容和理解，我们是建设性的批评，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狂妄自大，而是在批评你的同时就承认你有些道理，但是还不足，还要改进，因为我讲科学是开放的东西。

（三）中国科学研究的问题：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

从九七年到现在，我基本上是每年春天在北大教书，秋天回奥斯汀研究，然后直接赶到欧洲去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不回美国或者欧洲的话，我就会停留在我那个水平上。我们现在回来很多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还是他回来时候博士水平那个能力。但现在世界上科学发展得非常好，在北大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对外自卑，对内称大。我希望我们同学要从这儿开始改。你要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是追踪前沿。另外，我觉得北大现在有非常好的老师，但是被行政的琐事绑在那里。北大只要一出名，所有的事就来了，防范不了。记者访问啊，开会啊，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在中国做的很多非常先进的工作，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分散的业余的工作，科学成了业余的劳动，没有系统的工作，没有学派。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学派。要有系统的工作源源不断地出来，让全世界别人来追你，不是你在那儿赶超。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的同学，绝对要克服那种模仿赶超的心理，否则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学校，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模仿赶超人家二三十年前的东西，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这是苦力钱，附加价值高的东西都在人家手里头。你要明白这一条。所以无论是科技，文化，一定要有自己的idea，idea是最值钱的。

（四）对北大同学的建议

我对北大的学生的评价是：博闻追星型。博闻，第一，北大学生见识多，什么都听过，但是我认为没有见识。在那些互相矛盾的学派里面不晓得哪个学派最有生命力，哪个学派已经完蛋了。要变成有前沿开创性，这才是我们对同学们的希望。中国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开放，什么样的东西都能见识。那么从众多的，复杂的学派交锋里面，你怎么能识别什么是前沿的？那就看你的远见。所以要在学派交锋找交点，在交叉领域里面找方法，不能在里面固守传统里边去，挖地三尺。普里高津所采用的方法是开天辟地，他每一个学生都要占领一个领域，没有在一个老的领域里挖地三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敢实践这种开天辟地的方法，要改造，大胆开拓新的领域，现在新的领域多的是。

另外，要把北大喜欢的这种挖苦人，损人的这种办法，要变成建设性的批评。什么叫建设性的批评？你说我不行，ok，fine! What’s your better alternative？你是不是有比我更好的东西来替代我？如果没有更好的东西，你先用这个。我们北大的同学经常是知道什么东西，就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我就问你，你的贡献呢？你没有贡献。What’s your better idea? 同学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千万要想想看，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不你说你们俩都不对我有第三条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我说一个更大的理论把你们两家都包起来，那就变成一个“special case”。在国外学派交锋里面，敌人就是你的知音，就是你将来可能的同门，所以我们在做科学里面是没有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东西。

美国人经常讲一句话，我很喜欢：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我的翻译是：打不赢就合伙！不要老想说，“宁当鸡头，不当牛尾”，这种nonsense! 如果我赢，你就搭我这个船，对不对？我能当头，那我就当，我当不了头，我加入你们这阵营我封十大元帅也行。也比当战俘强。

我希望北大的同学们要克服狂妄自大的心态。要知道，美国随便一个州立大学的历史都比北大历史长。中国虽然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但在现代化的，开放的科学教育里面，还是非常的原始。到现在为止，中国学术界的成就还比不上以色列。虽然中国的飞船上天了，但那是前面的老人，也就是钱三强，钱学森这些人创建的队伍。现在在我们各个学科里面，有多少学科在世界上是可以竞争的？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里面要改变这个东西。

（五）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

有个同学问我，她是学医的，对这个有什么用处。我说，你可以用医学办法改变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比如改进经济衡量指标。世界各国都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这相当于测算体重作为健康依据。胖子的GDP肯定高。越吸毒，家庭越瓦解，本来由父母看管的孩子放到托儿所，这创造GDP。实际上，谁的GDP越高，谁的劳力成本越高，谁的产业越外移，谁的法制成本越高。中国高呼完善社会保障，完善法制的同时，美国在削减社会保障，削减法制。但由于利益集团的控制很难做到。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重走西方之路，而是要研究西方的上升和衰落，走出自己的路来。我非常希望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专门研究新的经济测量方法。实际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库资内10说过：现在经济学的测量，不能测量转型成本。农民到城市去，大量的知识是过时的，这里的代价测算不出来。医生看你是不是健康，看你的新陈代谢，测量你的进食和排泄，各指标如血压，有个正常范围的boundary。经济学没有这样的指标，把中间过程省略掉。所以现在的经济学体系是个封闭的系统，是乌托邦理论，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辩护，不能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更不能解释制度转型。现在微观经济学模型认为所有的产品都有无限周期，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所有产品都有生灭过程。

我们要发展一个“bioeconophysics”，要用物理和生物学的理论发展之后来重新解释经济学的框架。英国皇家协会会长，70年代做了一个评价：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相当于物理学哥白尼以前的时代。经济学的哥白尼问题：在怎样的参照系底下观察经济现象有可以描写的数学规律。经济学认为一切都是布朗运动，谬误相当于物理的地心参照系。

在不同文化里面，女孩子美、男孩子美的标准很奇怪，有的看脚，有的看手，有的看眼睛，有的看胸，而中国这个民族更奇怪，对女孩子的描写全都是抽象的，从来没有说过女孩子眼睛大，但要说她眼光流转。中国人对男性的美的描写非常的具体，这个案例是违背西方科学的基本假设的，因为西方科学的基本假设说：打猎的社会、游牧的社会是男性为主，种植业是女性为主。中国是农耕的社会，应该是女性崇拜，西方是游牧的社会，应该是男性崇拜，可是事实完全倒过来了，西方游牧民族、打猎民族全是女性崇拜，而中国却是男性崇拜，（要证明）这个很简单，看看绘画就好了，中国的国画画出的女人的眼睛全是一样的，点两个点就好了，而对男性的描写，比如五百罗汉，大肚皮的，细腰的，坦胸的，宽肩膀的，金头发的，非常的详细，再去看看中国的小说，什么赤发鬼刘唐啊，各种各样的和尚啊，对男性美的描写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呢，我还自以为农耕社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结果有一个学缅甸语的同学告诉我，在缅甸文学的描写，女孩眼睛大为美，胸高为美，可是中国胸高是为丑的，胸高的女人是不能娶的，因为他们认为胸高的女人淫荡。

我建议我们做一个统计，第一个统计是要收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看各个民族对女性美的描写到底是什么，把描写摘下来，最好把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都放在那里。对于中国文学，最好避免现代文学，它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要找一些纯正的文学，中国的《诗经》最好，春秋战国的还行，到了宋明以后那个变化就大了，要看原始的文化最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看男性美；第三个呢，我要看一个动态的转化：女孩子向男孩子求爱，或者男孩子向女孩子求爱，他从不爱到爱，什么是最能打动他的？中国人讲要考状元，西方人要在武场上比赛决斗，看勇力，还有呢看你家有多少头牛，看财富。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演化文化学。我猜一定和它的生态环境有关系，还跟战争的历史有关系，因为他是抢资源嘛，就要战争，就要打啊，打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文打，一种是武打，文打就是考状元，武打就是决斗。

第二个可以做的统计：在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青史留名嘛。曾经有西方的经济学家问我：中国怎么可能经济发展呢？因为中国没有宗教，宗法经济没有宗教人就无所不为啊！我说中国有宗教，这个宗教不是儒家，而是历史！青史留名啊！中国人最害怕死后给你翻案。这个宗教就反映在谥号上面，中国皇帝死了以后有一个谥号，一开始谥一个字，后来长到十几个字，所以我建议你们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把谥号全抄下来，然后做计算机的检验分析，关键词是什么，义啊，孝啊，武啊之类的，然后统计他的频率，那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你就知道中国最重视的是什么，到底是孝呢，还是武呢，还是仁呢。我对中国有一个观察，越是道德沦丧他就越是要强调道德，越是打仗失败他就越是要强调武功，所以那个词出现的频率越高的时候，并不是他处理的最好的时候，反而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时候，而且政府的财政有问题，给不了物质奖励，只有给精神奖励。我的猜测，封号越长，财政危机越严重。所以你可以算一个相关系数，还可以根据不同朝代的封号的变化看出中国社会自秦朝以后的演化趋势：到底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还是外敌入侵日益严重，还是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辩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底是莎士比亚写的还是培根写的，考证半天还是没有定论。但是曾经有一个检测办法就是统计它的虚词频率，因为你写之乎者也的时候是下意识的，这个习惯是很难改的，统计它的频率之后就可以判断，这个作品是培根写的还是莎士比亚写的。其实我的这个办法分析中国皇帝的封号是和它一模一样的，你说科学和人文有没有相通之处，有！你们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一定把你们的论文拿到国际上最好的杂志上去发表，中国这么好的历史人文素材，没有人在上面做文章实在太可惜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一天到晚反腐败，你们是不是可以给我构造一个指数，不需要派人去监听，我就根据我可以看到的指标，我就可以判断一个地方政府是不是腐败。朱鎔基上台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也有简单化的问题。他以一个工程师的观点以为工程学的办法也可以用到社会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管理经济更像给病人看病，没有唯一正确的药方，你只要认为一剂药下去就可以给他去根，病治好了，人也死了。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朱鎔基当政的时候，他有两条考察地方官政绩的指标，看起来合理，实际上的效果非常糟糕。一条就是看GDP，现在中国的GDP都不可相信了，因为各个省报上来的总和比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还要高，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中国反通货膨胀的时候，我去物价局，物价局的局长是我同学的亲戚，我就问他你的物价指数是怎么出来的，他们就笑，局长就和他们说，说真话，说真话.他们说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说今天形式大好，我就给他那个最低的数据;领导说问题严重我就给他一个最高的数据;领导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就给他一个中间的数据。第二条呢，总理说要控制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怎么能够控制呢？只能调整!可是中国官方有办法控制。物价指数是个篮子，而篮子拿什么抽样就是一个人为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测量物价指数，我要穿鞋吧，比如当时抽样的是40码的男式布鞋，官方就要求40码的男式布鞋不可以涨价，其他的都可以涨价。他可以用合理合法的对党交代，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住的，可是这个数据显然是假的。

还有一个政绩衡量的标准是财政收入。这个是非常恶劣的指标。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地方政府起了一个理论，叫helping hand，就是帮助的手，中国地方政府和俄国的地方政府不一样，说俄国是grabing hand，是抢钱的手。等到朱鎔基把地方的财政收入作为政绩的指标之后，而且还下了一个荒唐的措施是政府下令给公务员涨工资，地方政府买单，那次我正好和辽宁省的副省长在一起，辽宁的副省长和大连市的气坏了，本来我的工资就开不出来了，你还叫我涨工资，我到哪里找钱去啊！地方政府是财政危机，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的地方政府有财政危机，大部分的县政府都快破产，现在大批的农民去当乡村的地方官，你说乡村能不穷么，讲了半天三农危机是什么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绩指标问题，是一个地方财政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们，给温家宝设计一套政绩指标，效率指标。中国的地方官真的是按照指挥棒转的。我给你们说一个启发，有个人和我说，怎么测量腐败，他去调查过，测量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腐程度对比比，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申请安装一个电话要多少天。我说这个指标很好，北京原来垄断的时候，大概要等一个月吧，还要给多少多少的钱，后来一竞争之后快的不得了了。我说你还可以加一个指标，你申请开一个企业，你要多少个批文，或者你来信上访要多少天给你答复。这些指标你是可以定的，但是你要知道每个指标应该定在哪里，如果这个进入的门槛就太低了，假冒伪劣产品就都可以开张；门槛太高就是垄断。最好就是设计一系列相互制约的指标，刚才给我提问的那个医学院的同学你就有用武之地了，因为很多时候可以从医学的指标中得到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