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是做科学的,做艺术的, 凡是做任何事有成就的人, 我认为, 就和当年那些烈士或者宗教的教徒一样, 有坚定的信念,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 但你知道你是对的.想一想当年的哥白尼,开普勒,居里夫人 , 和他们所做的事. 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但关键是—你敢不敢跟进去做. 所以这是我们北大同学第二个缺的东西. 有些人并不是没有科学的远见,他知道这件实事重要的, 但是不敢做. 我认识好几个北大出来的学者, 小至研究生, 大至科学院院士, 他们明白什么事情值得做, 但就是不敢做, 说, 这种事只有拿到tenure了才行,甚至拿到tenure还不够, 除非拿到诺贝尔奖才可以做.(这样以后做得不是白做了么?). 后来我发现, 科学上有成就的人都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最执著的,聪明的人反被聪明误,算计得太清楚了.像爱因斯坦和普利高津做的事,实际上是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干成的.爱因斯坦后来本可以拿四个诺贝尔奖,但是只拿了一个,诺贝尔委员会都不好意思发奖了,因为狭义相对论被理解太晚了,要是在发奖就违诺贝尔当年的遗嘱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从后面看这些人多伟大，当他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的。我的第一个老师赫曼，他是研究社会经济学复杂性的，而且做得非常好，当我刚开始师从他的时候，中心就有老教授警告过我说，如果我要做这种工作，将来是会找不到工作的。当时我想得比较简单，考虑到可能做完后就会回国，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做下去就在美国待了这么久。我上周才知道，以他这样大的成就，仍然在普里高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当了18年博士后。普里高津有几个最得意的助手，他们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没名额的，于是就不拿工资自愿为他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后再被留下来，而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那里薪水高就往哪里去。所以说普里高津学派能成为一支队伍，就像当年上井冈山一样，虽然没有当时那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但都是一样的自愿。他能在别人都挣大钱的时候，跟着普里高津的信念，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年如一日，而是十几年如一日。所以我对他也是非常的佩服。现在我并不怎么佩服台湾人，因为台湾人太像大陆人了，多少有点市侩风气。比较而言，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我最佩服的还是日本人、韩国人，他们身上充满了斗志。前几年普里高津研究中心里还是中国留学生最多，可现在却是少之又少，现在那里做得最好的是韩国人、日本人还有拉丁美洲的留学生，中国人只剩我一个了。这件事对我来说，令我十分忧虑。中国能有今天是靠老一代几十年如一日，历经艰苦打拼下来的，但如果我们培养的下一代是急功近利的，那我就完全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印度人。在国外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印度人都要胜过中国人一筹，做经济的、做物理的，很多方面都胜过我们；他们只有一条不如我们了，那就是印度的政府没有中国的政府那么有力，我们现在还在享受着共产党的遗产，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继承这笔遗产，印度很快就会超过我们的。我刚刚还问了一个为我管理设备的印度研究生，他来自印度南部，我就问他他们那里上大学的比例有多少？答案令我吃惊，他说达到了80%，但是我知道，在工程系里做计算机的印度学生比中国学生还多，而且在美国公司和联合国的各个部门中印度学者也要比中国的多。他们只有一条，在历史上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大的政府。而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老一代的老师，比如严济慈等——他们都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对共产党佩服的五体投地。留学回来的人并没能救中国，真正让中国人自强独立起来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

所以就我自己来说，我前面说的那些科学方法即重要又不重要——如果你没有元件、没有勇气去尝试，去try的话，再多的科学方法对你来说也是没用的。这就好比练兵打仗，将军把枪和跑交给士兵，但如果士兵不敢开枪，那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赢得胜利的。我认为大家最需要克服的问题是浅尝辄止和急功近利，要有远见，敢冒大的风险，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