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
，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
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
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
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也可
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
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
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
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
；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
（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
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
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
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
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
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
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
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
过些别人。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
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
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
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
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
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
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
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
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
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
，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
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
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
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
、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
，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
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
粉笔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
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
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
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
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
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
，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
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
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
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
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
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
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
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
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
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
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
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
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
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
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
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
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
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
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
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
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
是豪放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
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
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
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
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
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
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
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随着“学
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
“为做官而学术”。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
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
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
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
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
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
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
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
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
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
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
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
。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
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
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
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
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
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
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
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
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
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
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
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
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
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
，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
，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
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
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
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
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
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
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
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
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
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
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
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
，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
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
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
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
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
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
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
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
，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照上边所说的，北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乱七八糟，学生的思想，应该是一片混乱，派别
分歧，莫衷一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像上边所说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言
论行动，同学们都传为笑谈。传说的人是当成笑话说的，听的人也当成笑话听的。所谓“
兼容并包”，不过是为几个个人保留领薪水的地方，说不上保留他们的影响。除了他们的
业务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之可言。反之，为新事物开辟的道路，却是越来越宽阔，积
极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
海举办的《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
地。学生们也写作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在校外报刊上发表。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
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
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
，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
上边所引的那位中学校长说，学生是通情达理的，不仅通情达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
上，他们的判断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近达到
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
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这些人，采取了外抗强敌，内除国贼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中，
类似的行动，在太学生中是不乏先例的，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的传统。五四运动继承并且发
挥了这个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