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高校师资中培养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文化。

　　所谓学术研究文化主要是指学者、研究人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学术研究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但是每一个学者或研究人员的态度以及受这种态度支配的行为却构成了这种文化的实际内涵。由于高等院校的教师们通过身传言教的方式将学术研究文化传导给学生们，他们就构成了学术研究文化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学术发展日新月异，建构学术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大体成为当代中国学术风尚的正面号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化的学术研究文化仍然未能成型。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严重不足，学术研究的平庸化现象相当普遍，很少或几乎没有学术价值的、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随处可见，俯拾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既与我国高校教师职位晋升的科研指标硬性规定有关；同时，也与出版界的不规范操作和过于市场化有关。

　　在市场化的规则和利益要求日渐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全国各家出版社大都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通常是由各个编辑部承包指标，然后编辑部将承包任务落实到每个编辑人员身上。由于每家出版社每年拥有的“书号”是统一管理和分配的，也就是说，出版社每年能出版的书籍数额是有限度的。于是编辑们为了完成分配的指标，以有限的出版数额换取最大的收入，就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以市场效益作为决定图书出版与否的最重要的依据。赢利成为出版界的经营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标准只能退避三舍。

　　更有甚者，既然以赢利为规则，那么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低水平的书籍照样可以出版。

　　这种情况事实上十分普遍，其泛滥的结果就是出版界曾经一度秩序混乱，不少出版物胡编乱造，错误百出，在90年代前期达致极点。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总的来看，赢利规则仍然是导致学术研究平庸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出版社的审稿、编辑不规范，为研究文化的低水平提供了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无论出版社还是杂志社（期刊），基本都是实行编辑审稿制。所谓“三审制”，是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一般编辑（责编）、编辑室主任、主管副主编或主编的三级审稿。据我们了解，目前已经有出版部门采用了专家外审的方式，但这种情况是个别的或偶一为之，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制度。当然，我们绝对无意贬低专职出版人员的专业水平，只是在知识更新和专门化日益突显的当代社会，出版人员的专业知识毕竟是有限的，以某位编辑或主编的学识和学术素养来面对整个学术界，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其间的取舍是很难保证持续的公正、公平和高水准的。

　　第二，学术界对待文献的态度急需改变。我们在这里无意抨击学术腐败现象———公然的剽窃和造假已经是人人得而诛之，毋庸再议———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剽窃与非规范化之间的“灰色地带”。所谓“非规范化”是指文献引用格式及注明方式的随意和不严谨状况，其程度之严重和广泛足以引起我们的忧虑。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尚未规定出一套统一的文献引用注释的格式。在高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尚未规定出一套统一的文献引用注释的格式。在高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中，关于文献引用注释的格式要求常常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取决于教师个人的学术素养和习惯。结果是，多数学生在学术规范化方面缺乏指导、无章可循。

　　事实上我国有很多学者尚未弄清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需要提供所引用文献的出处，这种例子随处可见。比如，2001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教育报》第3版，刊登了钟登华和王义兴的《高校博导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思考》一文，他们引用了大量的数字以支持其论点。请看下列节选：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大学教师学历结构，绝大多数教师都有博士学位，如麻省理工学院，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为了尽快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高校师资培养规划明确要求，到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30%.而据统计，1999年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5.46%.

　　文中提到麻省理工学院教师的学位状况时，作者没有提供他们从何处得到“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的事实；而下文介绍我国师资学位的情况时，也没有提供数字的出处；同时作者也没有说明哪些数据是他们自己采集的。这种行文方式在文章中有很多处，我们就将其归入“灰色地带”。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剽窃，而是一个学术习惯问题。

　　另外，也有许多学者在介绍自己所采集的数据时，并不详细介绍采集过程。仍以钟登华和王义兴的文章为例，请看下列文字：

　　笔者对28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不同时担任硕士生导师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年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有的高校现有在岗的博导年龄在56～60岁之间的占博导总数的15%，61岁以上的占58%，两项之和高达73%.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列举的数字是自己搜集的。但是，文章并没有介绍是如何搜集的。这种遗漏产生的问题是，其他学者无法根据相同的研究法重新得出同样的数据和结果。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关键之一就是“可重复性”。这个原则适用于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如果一份科学研究过程和结果不能被他人重复“实验”，那么，这项研究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灰色地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目前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网站在转载其它报刊、杂志的文章时，将文章的文献索引删掉，使得网上读者无从查询。让我们最后再以钟登华和王义兴的文章为例。我们是在“教育网站”上读到此文的。也许此文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时附有详细的文献索引，只是“教育网站”在转载时，为节省网页篇幅而删除了。最后我们想要指出的是，钟登华和王义兴的文章实际上是很有见地的，文中的许多观点与我们相近。但是由于那些灰色地带，令我们对该文的科学性多少有些疑虑。

　　在国外的研究和出版环境中，带有“灰色地带”的文章、书稿是不会被接受的。铲除科学研究中的灰色地带，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文献引用格式，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文献索引格式的规范化。当然，建立高标准的学术研究文化，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彻底改掉一种长期形成的学术习惯还需要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共同、长期的努力。

　　四、“高薪招贤”政策剖析

　　行文至此，我们还没有具体讨论，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高薪招贤”是提高我国师资水平的上策。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要提高我国高校师资的整体水平，并不是用高薪请回来几个海外学者就能办得到的事。从实践中看，引进外国教师并非近年之事。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没能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文化环境？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那是因为没有人认识到，引进的外教、回国的留学生都是某一个具体领域里的专家，他们对于提高“学术研究文化”并没有引导性的贡献。建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文化不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事！

　　上面讨论的是有没有必要采取“高薪招贤”的政策，答案是否定的。下面则要重点讨论一下“高薪招贤”政策的可行性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到海外“高薪招贤”是基于一个很难被国内广大高校教师和各界学者所接受的假设（Assumption），那就是，国内已经无贤可招了！姑且不论这个假设在多大程度上会损害我们的“士气”，仅就国外是否确有贤才可招来看，这个假设亦未必能够成立。我们在前文已经介绍了美国大学中的教学研究环境和师资状况。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学者的智力和学术功底，而是在于不同的“学术研究文化”。那么，如果我们将国外的人才以高薪请回来，这些学者取得的成果与国外的学术研究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环境一旦变化，他们还能够成就斐然吗？由此看来，“高薪招贤”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应回避却被忽略了的问题：是首先创造一个理想的学术研究文化环境，然后再请海外贤士回来呢？还是将创造环境的这一重任交给海外贤士？这实际上就是人们几千年来无法回答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一）海外学者的状况。

　　海外的“招贤对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不包括正在读书的留学生）。

　　第一类是在海外留学，而后在大大小小的公司中默默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回国探亲、旅游是通常的生活选择，但他们一般是不会回国定居的。而且，这一类的“前留学生”通常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水平，不在“贤士”之列。

　　第二类是在国外大学里教书的“前留学生”们。这一类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他们中的大多数要教上几门课，还要搞学术研究，想办法评上Tenure.在大学里，教师每年只有九个月的工资。如果在暑假期间讲课，会另加钱。如果将他们作为“招贤对象”的话，这一类学者至少每年有三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国去作贡献。但是，如果打算请他们长期回国工作，举家回迁，动作比较大，考虑到家属的工作安排，孩子的教育，问题甚多。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的“高薪”所要瞄准的地方。

　　前面这两类人都属于“经济动物”范畴，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最后一类就是那些决心学成之后要回国报效的人。从理论上讲，第三类人不用高薪吸引也还是要回去的。

　　我们手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知道，第二和第三类的人数只占海外华人的很小部分。这样一来，那份高薪就很可能被束之高阁。

　　（二）海外的中国学者“值”那么多钱吗？

　　为海外的中国学者提供上百万的年薪是一种很大方的做法，使人倍感祖国的诚意。但是，这种开价方法也令人感到决策者对“效果—成本”之间的关系不太了解。对于一个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中国人来讲，年工资（九个月）大概会在5万到8万美元之间。在一般的州立大学里，已经拿到Tenure的美国教授的工资也就在这一水平上。计算机专业或者商学院的教授，其平均工资会比政治学或者教育学的教授高一些。表2是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系教师的工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对美国大学老师的工资情况有个一般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教师的工资结构与其它行业的人员不同。伊利诺斯州所有的州立大学里，拿到Tenure的教授在退休后仍可以拿到原工资的80%，在各行各业的退休金待遇方面堪称最佳。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高薪招贤”时如何计算海外教师的工资。如果仅仅将海外教师的工资乘以当时的汇率，然后发给人民币，那么我们支付的就太多了。比如，一个有7万美元年薪的教授，到中国，年薪就是58万多元人民币（汇率：$1=RMB8.35）。就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来看，不能简单地用美元来计算工资。从“效果—成本”的角度看，这位教授创造的东西不会值那么多。换句话说，这位年薪7万美元的归国教授不值58万多元人民币。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能够支付几年这样的高工资，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从那位归国教授的角度看，如果这种高工资仅仅能持续一到两年，那之后又怎么办呢？即便是那些有绿卡的“贤士”，两三年后回到所在国再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还愿意回来吗？“高薪招贤”政策的制定似乎忽略了这些具体细节。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就那么不好吗？近三年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表率，在高校实行“岗位津贴”的工资改革。嗣后，全国的部属重点院校和一般条件的地方院校也陆续进行改革。依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教师岗位津贴最高可达每年5万元（税前）。如果再加上固定薪金与单位创收的部分收入，年收入可达7—8万元。以这样的工资待遇与社会一般水平相比较，显然已经高于中等收入，虽不富有，亦可“小康”矣。

　　最后，在制定“高薪招贤”政策的时候，还有其它因素应该考虑到。比如，现有的教师们会不会接受这些高薪从海外招回来的贤士？海外贤士的质量是否符合预期？能否服众？一张哈佛大学的毕业证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就是真才实学的证明？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或经验，从而不愿意进行推测式的讨论，但这并不说明这些问题不重要。

　　五、结语

　　本文围绕着“高薪招贤”这一政策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国内一些大学在推出此项政策的时候没有就其可行性进行很好的论证。这些高校的决策者没有认真思考：高校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增加几个外籍教授是否就可以算是提高了高校师资队伍的水平？我们认为，高校改革的关键是要建设一种高层次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文化，而这恰恰不是花上几百万请上几个贤士在一两年内可以做到的。同时，这些决策者在制定“高薪招贤”政策时，对于一些细节也缺乏合理的估量。

　　我们认为，与引进“外援”相比较，似乎应该更注重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将交流保持在院系的水平上，而不是在个人的水平上。建立了合作关系就要充分利用，不要签了字，上了报纸，领导互访后，就算完了。授予某人（外教或海外学者）名誉教授的头衔，就要好好利用。请人家回来为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上课。派我们的教师到国外去上课（不是去考查），上课成绩可算为将来评级的依据。我们应该考虑请外国合作大学中的教授为我们指导研究生。

　　这些事宜都应该写到合作意向书中。与美国的大学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是不需要很高费用的。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基金，如果需要，美国院校一方会去积极申请。即便我方为外教负担全部费用，或者支付我们教授出国的费用，也远远要少于“高薪招贤”的费用。从技术细节上看，在今天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几乎无费用的跨国即时远程教育已经成为现实。从研究生班的小课，导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的谈话，到交作业、论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音像图形的传送都已不成问题，唯一要考虑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时差问题。

　　建立一种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文化需有要来自内部和外在的动力。从国家的各种文件和大量探讨文章看，我国的学术和教育界已经认识到我们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一些改革步骤和方法：下决心，忍痛割肉，提高高校教师学位水平并建立良好的研究习惯。我们认为，有一些改革完全可以由各个高校依据本校情况制定措施，比如博士论文的公开制度、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制等等。实行这些措施的主要障碍是观念陈旧，而不是缺乏资金。

　　注释：

　　{1}刘万永：“‘长江学者计划’严把质量关”，《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24日。网址为：http://www.moe.edu.cn/guoji/zhuanjiagz/01.htm.{2}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3}101是美国的习惯用法，意思是“入门”、“初步”。

　　{4}评价的主要方面是：（1）解释这份文章/书是否对研究的题目提供了足够的背景介绍与分析（文献介绍和分析）；（2）列出并解释与主题有关但作者没有在本文/书中加以讨论的数据和议题；（3）解释此文/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是否与研究的题目和发展趋势有关；（4）此文/书研讨的题目、研究问题以及发展趋势与实践是否相关；（5）解释此文/书中所有被作者疏忽，从而没有加以重视的研究问题；（6）就您的评价，什么是本文/书的实力所在；（7）就您的评价，什么是本文/书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此评价条款摘自美国“Idea Group Publishing Co.”。

　　{5}程永波：“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2002），中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jsdui－wu/luntan/3_2.htm.

　　{6}http://www.moe.edu.cn；2002年6月20日。

　　{7}同上。

　　{8}例如2001年政治学学科博导工作会议（长春）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可至今没有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