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教师，是大学最大的财富和资本。各大学千方百计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和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是大学竞争的常态。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卡诺依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来，他之所以愿意呆在斯坦福大学，就是因为这里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教他们是非常大的乐趣。很显然，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是互相吸引的两个磁极，他们之间的教学相长，构成了大学校园最动人的风景线。

除了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师资，奖学金制度也是西方大学争取优秀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卡洛依教授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教育系，从大学排名上看，位居第一，哈佛大学名列第三。可是哈佛大学还是抢走了斯坦福大学不少好学生，因为哈佛给这些学生提供5000美元的奖学金。斯坦福大学90％的学生也都可以得到各种类型的资助或奖学金。据悉，在美国，衡量一个好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给学生奖学生的数量。普林斯顿在这方面最富有，甚至取消了学生贷款，全部代之以奖学金，并因此在大学排名中频频领先，给哈佛、耶鲁巨大的压力。奖学金的覆盖面和数量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好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有其内在的道理的。至少在同类学校中，不同的奖学金影响甚至左右着优秀学子特别是贫寒学子的选择。

虽然有证据表明，近一百年来，顶尖大学的排名顺序差不多。卡洛依教授说，像哈佛、剑桥这样的大学是不怕排名的，也不怕没有领导地位。“只要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和优秀的老师，我们就不害怕。”但是一方面，奖学金制度已经成为西方大学教育的基本传统，大学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拓展和疏通普通民众上升渠道、实现社会各阶层自由顺畅流动的最重要手段，各大学特别是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早已实现了对这种社会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流大学，也是百舸争流，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形成垄断地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力量相当，竞争激烈，谁要是放弃对学生的责任，特别是放弃对优秀贫寒学子的“扶弱助贫”责任，无形中就等于把最优秀的大学资本拱手让给了别人。在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谁要是放弃大学奖学金这个责任担当，谁就会在大学这个江湖中失去社会的尊重，也失去其应有的地位。不仅如此，着重考虑学生的利益，已经成为西方一流大学重要的学术战略。8月6日上午，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威廉姆.D.克米伦教授以牛津大学为个案，阐述了“21世纪大学的学术战略”。他提出，制定学术战略，要着眼于整个牛津大学，并要充分考虑牛津大学学院制的特点。同时，要考虑相关的利益群体，如某些公共部门，包括英格兰高等教育投资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等；还要考虑提供研究资助的私有机构和慈善机构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学生的利益，而且不能忽视公众的要求（《中国青年报》8月9日）。

今日国内大学在这方面的责任担当，可能不及人家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不说奖学金的覆盖率和额度，即使是基本上由学生个人完全承担责任的贷学金，大学也不太愿意为学生分忧一二。新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出台后，学校要出资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一些公立大学校长就首先站出来反对（见8月7日《新京报》）。

国内大学为何缺乏奖学金压力，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大学的使命。以我的一管之见，我认为它至少和三个方面的原因息息相关：

一是现有大学投资体制形成了极少数高校垄断优秀生源的局面。国家过度向强校倾斜投资，造成了大学教育的“马太效应”，这种情况下，即使相关名校内部积弊和腐败丛生，仍能吸引一流的学生。因为全国范围内找不到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每年，几乎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都被清华、北大网罗一空。

二是大学质量与学费不成正比。学费不是市场竞争出来的“市场价”，而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确定收费标准的“计划价”，国内一流大学和三四流大学的收费标准不相上下，导致三四流大学赚得盆满钵溢，一流大学却拿不出足够的奖学金。不同大学的教育成本是各不相同的。一流大学应该一手多收学费，另一只手从中拿出更多的赢余给优秀贫寒学子发放奖学金。而政府则应该少向一流大学拨款，因为他们的自我生存能力比其它学校强。

三是国家垄断了学位资源，统一分配招生名额，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下的大学自我确定招生名额。更有甚者，民办大学既不能直接参与第一批院校的录取，也不能进入统一的大学管理标准（《中国青年报》8月9日），不仅与一流的学生根本无缘，而且基本上与学位也无缘。

即使他们愿意开出高额奖学金，也吸引不到第一流的生源，从而不可能对公办高校形成奖学金方面的竞争压力。

2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