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首次就甘德怀考博事件作出回应，他说，“甘德怀事件”应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处理，校方行政部门没有介入的想法。闵维方介绍，博士培养是北京大学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北京大学有199个博士专业，作为一个学校，不可能处理每一个具体事件，而且作为博士考试，法学专家要比行政人员更能决定哪个考生更有水平。他说，笔试与面试同等重要，笔试固不可少，但是不能单纯凭借笔试的成绩录取，有些情况必须当面了解，面试时，导师可以看出学生的口才、性格和情商等。他表示，学院招生属于学术性的问题，对于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应由法学院处理，行政管理人员对此不会过多行政干预（《新京报》8月5日）。

这样的回应，恐怕不能令人满意。

现在，综合各方的报道我们基本上可以理清“甘德怀事件”的来龙去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招收本届博士生过程中，来自河海大学的甘德怀笔试第一，且惟一一个通过笔试。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法学院将面试资格的笔试成绩下调，录取了初试成绩第二、第三名的两位北大毕业生，同时另有一个名额，则未经笔试和面试，直接给了北大法学院副院长龚文东。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此次招生就存在明显的程序不公正。把这样的程序不公正归结为“学术性问题”、“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是不能服人的。它不仅令人对北大的学术公正抱着怀疑，更让人清晰地看到，中国大学学位颁发，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颁发中的“所有者缺席”问题，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学位资源是由国家高度垄断的。大学招生从本科到博士的录取名额、收费标准乃至学校教职员工的职称名额，都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分配。而民办大学既不能直接参与第一批院校的录取，也不能进入统一的大学管理标准，甚至不能给学生直接颁发学位，民办大学生通常只能通过自考获得学位。本科、专科阶段的录取还有基本的分数线维持起码的公正，到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录取阶段，导师的自由裁量权就越来越大，而这种自由裁量权，又丝毫不危及导师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即使其招生的学生素质低劣，什么成果也不出，那些教授、博导的地位也丝毫不受影响。这种情形，跟国企的“所有者缺席”完全一样。尽管大学、教授们口口声声学术学术，但在过于强大的金钱、美色、权力、关系面前，所有的学术、道德、良知、规则都随时有轰然坍塌的可能。在这方面，所谓的“学术人”知识人并不比任何人具有道德自律上的优越性。

与国企不同的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除了国企的直接监管机构，在企业之外，有纪检、监察、司法等对国企实行各种各样的监督和制约；而硕士博士的招生过程和学位授予过程，却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也就是说，在硕士博士的招生和学位授予过程中，所有者几乎完全彻底地缺席，甚至法律也无从插手监管！以“学院招生属于学术性的问题”为理由，间接为招生腐败辩护，等于以国企的“经营自主权”为由，为国企管理人员的监守自盗辩护。可是，在国企，那样做一定会引来千夫所指，在大学，却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亦可见大学硕士博士一类的招生，腐败也许都已经成为“正常”的常态了？君不见，这几年，全国各大学招收了多少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因为强调干部的高学历，不出几年，如今想走仕途的青年，哪一个没有博士学位？而那些头顶乌纱帽的官员，哪几个头上没有一顶博士帽？原本代表学术水平的博士帽，如今代表了什么？

北大199个博士专业都监督不过来也不想监督，全国无数博士点硕士点就更无法监督了。因为“学术”的衡量的确很难，不像国企的资产可以量化。因此，破解博士硕士招生腐败的难题（我不说它是“学术腐败”，因为在高度垄断的情形下，许多博士硕士离“学术”早已经十万八千里，它只是成为了某些职业的“行业准入资格”），我想还是要从打破学位垄断做起。资源过分集中在国家手上，实际却是所有者缺席，监控无法进行，腐败就成为必然。高等教育是不应该由政府包办的。作为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义务教育上，而高等教育则应该主要交给社会，还给民间。国家设立部分公立学校保护穷人的受教育权利。鼓励社会和外国投资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把教授评定、学位授予等等权利都还给大学本身，公立、私立、教会大学一视同仁，权利平等。

20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