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报考北大法学院。他做为唯一通过初试的外校考生，在复试时被淘汰，而两名没能通过初试的北大毕业生，却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全都通过。这一经历被甘怀德在网上公布，引得街谈巷议，引发北大法学院的诚信危机。

笔者长期在美国读书，就国内情形不甚了解，没有发言权。但是，一些人以美国的规矩评价此事，笔者作为个“过来人”，就觉得有责任澄清某些事实。目前国内的博士课程要上正轨，大家都有意识地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不敢说。但至少我们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美国经验。这正是笔者的目的。

甘怀德报考的教授朱苏力，就甘的指责写了一篇答辨，对考试的方式本身提出质疑。他大概想说的是：导师带博士，应该尽可能自己说了算。不过尽管这话没有公开说出来，还是引来方舟子先生如下的谴责：

“朱教授据说在美国读过博士学位，...那么美国的博士生录取是否像朱教授说的不采取考试方式呢？否。众所周知，要报考美国博士生，都要参加GRE考试（报考法学院研究生可能还要参加LSAT考试），各个美国大学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而且也普遍定了最低分数线。美国教授的录取权力，只是针对那些已达到GRE分数线的申请者的。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考生没考好GRE或类似的全国性考试就在美国正规大学读博士的，即使有的话也只是例外情形，不足为凭（也许朱教授在美国读的博士就是这样的例外？）。我承认教授有权力不录取初试考得好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教授有权力录取没能通过初试的‘熟人’。”最后方先生义正词严：“法学院尚且如此践踏程序，如此毫无尊严，何况其他机构？”

据笔者所知，美国大学虽然有GRE最低分数线等等规定，但教授的好恶，远远比分数线重要。规定从来是可以破的。笔者当年托福只考了590，再考跌到580。后来妻子被耶鲁录取，作为陪读出来。先旁听了一堂课，马上被上课的教授推荐到东亚研究读硕士。

在读硕士第一年，上一个大牌教授的课，写了两篇仅10页的读书报告，第三篇按期写不出来，去教授的办公室请求宽限。这也是和他的第一次私人谈话。他给了我宽限，然后说：“你有读博士的良好素质，你想不想读？”笔者当然喜出望外，不过自知托福、GRE不行，也无再考的勇气。于是问：“我没有托福、GRE成绩，也不太想考，怎么办？”他马上说：“我们对你已经有了解，不需要这些。”后来果然被录取了。

可见，笔者就是象方先生所说的没有参加初试的考生。国内拿着优异的托福、GRE成绩的申请耶鲁历史系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笔者在校这几年，没有见系里从中国直接录取过一个学生，录取的则是本人这样的“熟人”。道理很简单，培养博士很复杂，选拔人远非考试能够解决。博士导师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足球教练，你不可能拿着个百米和12分钟跑的成绩，要求他在通过这样的“初试”的人中选拔队员。导师的经验和直觉，往往比几个考分重要。

这套规矩是否能够移植到国内，笔者很怀疑。因为国内学术腐败太严重、教授公信度太低，所以笔者也很同情甘怀德，觉得他把问题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学术的复杂性。

在美国申请博士，有三大件：自述，推荐信，和GRE等成绩。而GRE绝不应被理解是为什么初试，只不过是考试公司设计的智能测验，供学校参考而已。许多教授看中的，是你的个人自述。自述最多两页，非常简短，但很说明学生的素质。其实不用说申请博士，就是毕业找工作，也要靠这个。大家写自述几乎都找人帮忙、提各种意见，但也很难作假。因为博士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很特别，别人无法帮你发明。美国的博士，大概大部分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录取的。北大发学院这次的复试搞得很混乱，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这样费力不讨好，为什么不多通过学生的自述来选拔人呢？

就公众而言，要监督的也不是这些具体的录取细节。监督太具体，教授的学术自主权就没有了。美国的大学录取博士当然有正当程序，但这个程序的本质是教授说了算。具体录取谁，决策过程并不透明。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以为，公众更应该监督的是博士课程的结果。比如北大法学院今年几个博士毕业，复旦有几个，这些新博士，哪家的厉害。如果一个学校培养的博士总不如人，教授就会有压力。笔者对甘怀德的劝告是，条条道路统罗马，北大不行，还有别的学校。最重要的，是自己学有所成，用实际的成绩证明朱教授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