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

从字面上看，“知识创新”这个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这里，“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是要把知识创新，还是要利用知识搞创新？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学理不通。如果是后者，则又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知识可以增加，可以创造，但却不可以创新。其次，这个“创新”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还是指具有新意的技术发明？可以说，这两种“创新”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后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规律，即“增加知识”或“创造知识”，而invention则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据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识创新”这个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把这两个单词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识的创新)。所以说，“知识创新”应该是一个技术学概念，是指知识的应用，应该叫“技术创新”。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给这个项目起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显然，这是为了迎合江总书记的那个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编乱造名词概念，可见他们的素质处在什么水平。

其次，“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概念不清，而且名实不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解释，“‘知识创新工程’的总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形成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环境，为使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力争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论文总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世界前10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10名做出贡献。”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知识创新”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但很显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中科院在国家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份额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基础研究显然不应该包含在“知识创新工程”之内的。所以，“知识创新工程”是中国科学院搞的“偷梁换柱”之计。

第三，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第六条，“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它的本职工作。既然如此，它搞这么个“知识创新工程”就显得师出无名了。这就好象是说，国家开办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学研究，而这个科学院却提出了一个“科学研究工程”一样那么荒唐可笑。难道中国的工人也应该搞一个“打工工程” 、农民搞一个“打粮工程” 、军人搞一个“打仗工程” 不成？

其实，“知识创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钱，要一大笔钱。果然，仅仅是这个工程的三年试点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拨给中科院5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3.5亿元，比上年增加近50%。这笔钱，主要是通过这个“工程”得到的。(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十五”期间，这个工程又为中科院钓到了10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总数不到两万五千人，这相当于每人平均“创新”经费超过40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经费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么，六年之后，“知识创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200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评价中科院某所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体制改革情况。该文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A 所没有触及科技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难点、回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达试图掩盖的是改革中必然的冲突，同时失去了科学家职业伦理重建的机遇。改革为了创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传统的、没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当权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发的科研组织结构性错乱、人员行为失范、利益主体驱动、道德弱化、官僚强制，并不能带来美国式的科研组织，相反它承担较大的改革风险，所以会发生不断改革的现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国科学院越变越糟。

上面那个中科院“A所”并不是一个孤例。1994年，中科院开始实施所谓的“百人计划”，其内容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可是，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这个“百人计划”几乎变成了“千人计划”，目前入选人数已经超过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阶段，把“百人计划”的规模扩大成“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杰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再次调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国内引进30名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他们为什么要大批从国外引进“人才”呢？因为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中国科学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设定的三个“前十名”目标。引进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们发SCI文章，好对这个工程有个交代。但是，就象中国的院士水平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样，“百人计划”也随着“扩招”很快就变了味，很多学术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履行“百人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但却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资源。这导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发。(李虎军 ：“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

面对“百人计划”的彻底失败，中国科学院并不在乎。反正他们有花不完的钱，用不尽的时间，和层出不穷的花样，而他们根本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就在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因斯坦计划”：要培养“科技将帅人才”。(孙自法：培养大师级科学家 中科院启动“爱因斯坦计划”)。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后，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饼铺培养世界一流饭店管理大师一样荒唐可笑。

总之，“知识创新工程”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了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素质问题：知识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学术素质都低得到了惊人的程度。用荒谬的理由来争取政府拨款，这是中国学术界整体素质低下的最明显标志。而“百人计划”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变质又充分说明了学术腐败与学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太差，所以他们要花钱请“外人”给他们打工。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它反而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知识创新工程”的唯一创新之处就是，它把中国的学术腐败传播到了海外华人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