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双面性”心理的缺陷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二分”或“双面”，的思维方式占有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它占有统治的地位。从哲学认知的角度看，中国人对“一”的研究，实在少的可怜。而对“二”的欣赏，则充斥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原因，在于国民至今很少人懂英国休莫提出的哲学的“Is-Ought problem”，而“将事实作为原则”，不懂两者的区别。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与以澄清。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发现“一”和“多”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体系中都出现过（详细见《论范例》）。古西腊的哲学家集中研究的，是在纷云万象的世界中，“什么是世界作为一的根源或本质？”。中国哲人研究的是，“世界作为一是如何分为二和多的？”。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就是，前者追求本质的发现，后者注重对现象的认识。前者认为对一的研究是基础，对多的研究是发展。后者仅局限与对多的认识中。举例来说，西方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表现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接踵而来的“苏格拉底转弯”，近代海德格尔哲学等。中国哲人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有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等，类似的只言片语中，顺便提及，从粗糙到精细，从模糊到清晰，正是人类认识思维成熟的标志，如同儿童认识的成长过程一样。


事实，就是“必映（being)”，既现象。应该，就是人类的行为尺度或原则，既，我们应该怎样做。从事实到原则的联系，是人类很自然的行为，如同吃饭就会消化一样，千年来没有什么人注意，直到生物科学的兴起。人类历史上首先发现这一“见怪不怪”行为的，是英国的哲学家休谟。但休谟没有指出或没有解决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在《论范例》，对这个问题试图给予解答。我的解释的核心是，“联系的机制是思维的功能”，这是因为思维的本质是“绝对/无限”的原因。当然思维的这种属性不仅用来解释“休谟问题”，诸如西方哲学史上的范畴问题的可能性，如康德提出的范畴，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西方人和中国人对“一与多”问题的处理，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是，西方人对多的研究，如科学，都是以一为指导，为核心，最终都要回到一上来。如上个世纪，数学上的“希尔伯特计划”，至今还存在的，如爱因斯坦奋斗终身的“大统一理论”等。就是说，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个，唯一一个，原则，作为指导人生一切活动的准则。如“consistent”，“integrity",亚氏形式逻辑中的“无矛盾律”等等。这种前后一致，无矛盾，始终如一，作为行动的准则，渗透于西方人人生的各个领域，在社会和生活的都有充分的体现。


而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将“事实的存在”，和“对事实的发现”，作为行动的准则。也就是说，中国的思想家，从来不曾有过古希腊哲学家那种对世界万物变化不定，不可相信，是现象，等有过怀疑和认知。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也不会想到要找寻在世界纷纭现象万变后面隐藏的唯一一个本质或真理。中国人怎么做呢？中国人努力发现“世界都有哪些现象存在”，“世界的发生的是什么”等。然后就“用自己的发现，作为行动的准则”。这种做法，因为不懂得“事实的经验性质”，既偶然性，相对性，缺陷性，等，所以中国人在自己的人生行动中经常出现“前后矛盾”，“里外不一”，“言行不一”，等。更糟糕的是，不能认识到这个弱点，还沾沾自喜。这种思维方式，同样表现与生活的许多方面。


举例。毛泽东有著名的“虎猴之气“说。洋洋得意地自夸，外表一个老虎像，内心空虚的似猴子。如果你看过“大宅院”电视剧，其中的主人公名言是，“我即是君子又是小人。关键在于知道什么时候作君子，什么时候作小人”。不用说，这个商人认为自己很聪明。第三个例子是，我所接触的一位大龄女青年，自称是“野菊花社长、麻绳泥工解释系系葩。亦淑亦痞、热爱自由的大龄未婚女青年—索大人...”。不用说，她认为这种“淑女和痞子”合为一身，是她的优点。在我看来，这些欣赏自己“两面性”的人，多半表皮是假的，内心才是真的。


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两面性是哪里来的呢？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分为二”所见到的世界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如古代的“老子”等，都要负责任。因为他们认为，“事实就是原则！”，而不懂事实的缺陷和相对性。他们将世界的“阴阳”，“男女”，“月有满缺”等现象和缺陷，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中国人难怪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自相矛盾的人的典型。实在搞不清楚怎么办呢？又有“难得糊涂”的自嘲来给自己解围，像鲁迅笔下的“阿Q"等就是典型。


哲学就是这么个怪物，你可以不知道它，它却无时无刻不在指导你。不懂哲学的人是糊涂的人。不懂哲学的民族，行为必定会自相矛盾-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