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不伦不类的话，那么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实在是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识创新工程”的名称虽然荒谬，但在这个名称的下面还是有些内容的。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工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说明他们多少还是有些“创意”的。可“985工程”上马的唯一根据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句话：“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一流大学。”於是乎，中国的“若干所”大学，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迷迷登登地拔腿就开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追赶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得见，但摸不着。也就是说，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口出狂言：北大和清华先后宣布要在“985工程”实施后15-18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够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归纳出了九个基本特征。根据对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他们认为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间，“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其实，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念才等人自己实际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20所“世界顶尖大学”，其余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应该叫做“世界二流大学”。即使按照刘念才等人的说法，100所学校算一个等级，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学，他们凭什么能够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过目前在他们前面的100多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别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别人发展得快。显然，指望别人倒退不仅没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想要进入一流，就必须自己有比别人发展得快的绝活儿。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刘念才等人做出那个“预计”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投入和竞争性的基金投入将不断提高”。而金钱对大学发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确定的，在中国，可以说它的坏处比好处要大得多。前面讨论到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其作学问的态度还算是认真的。如果与北大清华的校长和书记们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壮语相比，还可以说有相当浓郁的学术气息。看看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管理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问题，那种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与办学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我曾评论说，“这哪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也许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怎么就行不通呢？有什么不合适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呢？王院士难道没有发现其中逻辑的荒谬吗？所以，清华大学心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完全是自制的，因此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标准。

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特色”相比，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你甚至可以说它是土得掉渣儿。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国家集中的、高强度的支持下，采取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把8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进到世界前沿，那就应基本实现了目标。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顿也好，也不是什么学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学科是居于世界一流的。……这就是我们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核心”。(闵维方：在2003年北京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不知道北京大学总共有多少个学科，也不知道闵书记所谓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是谁把卡耐基·梅隆大学封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我知道，这样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实际上，这样的“办学思想”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这样的“办学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念”。(关于大学理念，下面有详细讨论)。

也许是对中国高教界“创建一流”的愚昧、混乱局面不满，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的说法。“大楼”、“大师”之说，早已有之，它们来自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而“大爱”之说，据称是杨院士的首创。那么，什么是“大爱”呢？“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为了具体说明“大爱”的含义，杨院士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师”级的学者了。后来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顿大学仍旧宽容地让他在那里生活了30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超级大师。(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杨院士的“大爱”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许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纷纷表态，要用“大爱”培养大师，通过培养大师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有人高兴地说，“如果有了大楼、大师、大爱，那么我们心仪已久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学，也许就‘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了。”(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

建立一流大学有这么容易吗？这个从大爱到大师到一流大学的公式是可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集中的美国没有人总结出这条规律？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二流、三流大学，甚至四流、五流大学？实际上，在美国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大爱”。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优渥条件，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对那些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再者说，“大爱”说实际上是把大学教师放在了需要受学校行政当局眷顾的位置，这也与美国大学的治校原则不符。“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莱比(I. I. Rabi)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学术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国，国家要付出多少“大爱”才能够换来些许几个大师呢？退一万步说，仅仅是希冀自己的教师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而让他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恰恰是怀有极大私心的风险投资。古人云，“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洪应明：《菜根谭》)。由此可见，杨院士的“大爱”说仍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的酱缸中打转。

事实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本就没有给纳什什么“大爱”。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纳什病情出现了转机、他并且开始重新进行研究工作之际，给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员(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这里面，纳什的朋友从校园内外施加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迟至1989年，当瑞士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派人与纳什面谈，要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俱乐部坐坐时，纳什还问来人：“我能进去吗？我不是教授。”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纳什在普林斯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9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决定纳什为获奖人之一时，纳什的“悲惨人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当天，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举行的小型庆祝会上说了三句话，其中两句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奖项能够使他的信用等级上升，从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获奖者应该说他很高兴能够与别人分享这份奖励，但他却想要独得这份奖金，因为他太需要钱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个在“大爱”中生活的人难道能够这么悲惨吗？当然不会。实际上，纳什在获奖时连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教职都没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高教界对“大爱”理论的热烈反响从侧面说明，目前国内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对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从根儿上讲，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办学理念”，就是要国家多多地出钱。有了钱，他们可以盖大楼，可以聘名师，可以多发表SCI论文，然后学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后就成为“世界一流”了。但是，让我们假设北大和清华可以有无限的资源，假设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师资全部换成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这样的北大清华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吗？当然不会。因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体制、高教政策不变，只要劣胜优败的选择机制不变，只要虚伪狡诈的人文环境不变，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学者都应该明白，也不需要我来证明。

所以说，中国目前这个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985工程”是一个莫明其妙的糊涂工程：甲方没有明确目标和指标，乙方没有明确资格和手段，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总之，中国学术界的两个跨世纪工程，“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从上马到实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国学术界骇人听闻的低素质：丧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耻地骗取钱财，不懂装懂地玩弄学问。这两个工程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支持国家建设，相反，却消耗了国力，加重了学术腐败，不仅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使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与几十年前也无法相比。(黄俊伟：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