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既苦于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也苦于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中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真正能站出来的像杨小凯、郎咸平、张思之的人，太少太少。与此同时，已经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这一自觉程度不仅是指对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指对内，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识。

　　1989年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上世纪80年代少多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是不正
常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不正常的精神现象，这是倒退；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历史的复杂层面，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公共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批评，这又是进步。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让位于专业知识分子，文学型笼统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化背景下的具体批评，这是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有没有第三阶段，就是当知识分子专业化以后，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再站出来说话。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我为什么钦佩张思之作为一位出色法学家为那些注定挫败的被告挺身而出作法律辩护？为什么钦佩郎咸平作为财务分析专家为中小股民的利益敢于向大公司总裁提出挑战？为什么钦佩杨小凯一个达到世界领先水准的经济学家却不断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公共性批评？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共关怀和此前那种知识分子的救世主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开始了所谓公共批评的新一页。

　　他们的出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克服了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前现代弊端，又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专业成就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从产生开始，就与左翼文化有种种扯不清说不白的联系，如果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再出发，就需要割断这些联系。这需要他们有非常强的反思能力。要非常小心地维护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同时又要非常小心地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混进来的东西。

　　其次要警惕的是自己的公共关怀里哪些是真正的社会关怀，哪些是仅仅为了自己的道德美感。公共知识分子是有道德陷阱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很有可能开口第一步，就跳进这个道德陷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