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教师，我的祖母是教师，我的曾祖父是教师——他是前清末代秀才，而我本人也是一位有了刚好20年教龄的教师。值此新中国第20个教师节，我或有些许发言权。

教师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人们想象中的社会尊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谎言骗了我们1000多年。因为教师，教师所指代的那个社会阶层，从来也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同样没有过自己独立的文化品位！打从1300多年前的李世民指着正奋案疾书的举子们笑称“好啊好啊，天下英才如今都被我装入口袋”起，中国不再有真正成其为阶级或阶层的知识分子——那只是一群相貌、穿戴、言语习惯、行事方式相类的群体而已！

我的现代文学老师那课上的激昂慷慨，对新文化运动的由衷赞扬令我打定主意立志当一个教师，一个可以凭借那块小小讲坛指点江山、挥洒历史、褒贬伟人、畅舒胸臆的英雄！当然那应该是块大学的讲坛。然而就从我立志的那一刻起，这20年，我经历了由失望而至无望至绝望！那不是我要的讲坛！

我的古代文学老师自称是“搬运工”，他恪守职责，尽心备课，虽无独到的思想，却有勤奋的劳作，我们都能接受；我的中国通史老师，稳妥扎实，学养深厚而言词谦恭，偶或还将我的“别出心裁”嘲弄一番并事后将我叫去，劝道，“有些心里有的事只管心里放着，不必在课堂上大声嚷嚷”，这我们也能理解；而我最为崇敬的那位，那位视鲁迅为自己行为楷模的现代文学老师，却在毕业时校方召集少数同学参加的座谈会上，为我们唱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也许我成年后已经释怀，他毕竟当过三次“反革命”，他那时正写了入党申请，许是不想第四次当“反革命”吧？给党委书记唱支“山歌”也不为过。但是……我的志向，由此变味。

我上讲台的第一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曾以极大的热情去研读黑格尔、罗素、萨特、马克思、列宁等的原作，发现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有着巨大的差别，自然哲学还好，社会哲学就几乎是令人绝望了，而且，我根本不能以明确的语言来向我的学生传达我个人思考的结果！

第二门课是政治经济学。我同样是抱着虔诚去读完四卷本马恩选集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但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这门课与现代经济学同时开讲时，我必须是个阴阳人、两面人才能完成我的工作。理论的谎涎、现实的反驳，是一个良知尚存的教师所不堪的重负！

其他还有大学语文、中国文化概论、中国通史、社会学、世界观名著导读等等客串性的课程，个中幸酸不能一一道尽，只记着我的学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内心是一天比一天麻木。有一次当我在文化概论课上讲到比尔盖茨向世人公开的遗嘱中决定将自已全部近400亿财产的98%捐赠给社会时，有同学插嘴道，“有近1亿也够花得了”，当我讲到卡耐基说“带着财富死去是一种罪恶”时，下面也有回音，“总比穷死好”。我在麻木的学生后面也跟着麻木了。1980年代我遇到位学物理的大二学生，他能跟我谈存在主义哲学三个小时而不知疲倦，而今天学数学的大学生居然不知道莱布尼斯还是位哲学家！

我在课堂上又能说些什么呢？我的直言，善言，甚至是狂言，已经令我失去了很多很多失迁的机会。而即使在我“成熟”以后，我还是需日日“面聆”校领导的所谓“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的教侮——那还是位与我私交很不错的校长呢。

从2000年起，我已将自己的专业定格为法学，主要是法理学，宪法学和刑法学。我放弃了令我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但法学也同样不能维护我的人格独立。只有法理学的课堂才能让我开课时多一些真诚——也只是一些而已。

在教育体制方面，我不会有比旁人更多的体会，我是教师，也许能稍多得一点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甜头，但我同时也是一位“学生家长”，在这个最不能容忍“产业化”的领域，居然“产业化”。教育是工厂，课堂是流水线，毕业生则是十数年前风行于温州的伪劣产品。不久前北京有一个世界各名牌大学校长的论坛，北大、浙大的校长正在其上夸夸而谈，可就是不谈如何不惜代价地招来最可造就、最有前途的“一流的学生”！他们的“一流大学”居然不是造就“一流的毕业生！

好象学校不是为学生而办！

为了我才领到的500元“过节费”，我要说一句，”教师节，你好”；为了我死去多年的曾祖父，为了我家已从事了100年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我要说，“纵然我已绝望，但我们还是要有希望，希望明天一切都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