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走向职业化的同时，会不会也就意味着某种无可奈何的平庸化呢？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高度个人英雄主义的奇迹，是不是就要成为绝响了呢？

　　1905年之前的“落魄”生涯

　　1895年秋，1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投考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不幸名落孙山，他不得不进入瑞士的一所补习学校(那时就有“高考复习班”了呢)。1897年他才如愿以偿，考进了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该校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学校之一。

　　在大学里，爱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学米列娃堕入情网。米列娃生于奥匈帝国的官宦之家，从小就有才女的声望，她在男校读完中学，和爱因斯坦同年进入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米列娃比爱因斯坦年长，脚又有一点跛，更要命的是，她不是犹太人，因此爱因斯坦和她的恋情遭到爱因斯坦父母的强烈反对，爱因斯坦和他们发生了几次严重争执，他被母亲“怒斥”，不得不“悲愤地妥协”。然而1901年，米列娃已经珠胎暗结，她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个女儿，可能不久就夭折了)。再回到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时，她未能通过毕业考试，当然也就无法得到文凭——这是一个典型的女大学生早恋并婚前怀孕而导致学业失败的悲惨故事。而爱因斯坦已经在1900年拿到了这所名校的毕业文凭。

　　可是文凭并未能让爱因斯坦获得学校的助教职位，他只好到处打零工，晃荡了两年工夫，直到1902年6月，经一位同学的父亲推荐，才在伯尔尼专利局获得一份三级技术鉴定员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务是鉴定新发明的各种仪器，其中主要是机电产品。这项工作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倒是有点驾轻就熟，因为他出生于一个“机电之家”，他父亲就从事电气行业，他叔叔还曾发明过一种电动机。

　　这一年爱因斯坦的父亲去世，爱因斯坦与家人的关系逐渐好转，他对米列娃毕竟没有始乱终弃，1903年和她结了婚(但是这场冲破重重阻力赢得的婚姻并未能白头偕老，1914年他们黯然离婚)。米列娃没有文凭，因而也就无法找到工作，次年长子汉斯又出生了。相当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这位专利局的年轻职员那几年的生活看起来颇有点潦倒落魄。

　　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当然没有机会与当时的主流科学家来往。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只有几个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还有哈比希特的一个小弟弟。这一小群年轻人经常在工余和课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阅读、座谈。

　　他们研读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有：斯宾诺莎、休谟的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

　　他们也不是“重理轻文”的——他们还一起读过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经典作品。

　　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

　　“爱因斯坦奇迹年”

　　然后，惊人的奇迹发生了。

　　1905年一年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相对论的创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其伟大意义，在整个科学史上，只有牛顿之创立万有引力理论可以与之相比。这一年因此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

　　科学史家很容易想到，将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这几年，与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的那几年(1665～1667年)进行比较。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1905年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作出的贡献，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这确实是交相辉映的两个“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凭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小群年轻人，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为什么竟能孕育出“爱因斯坦奇迹年”？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来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写的自述片段中，说得非常明确：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也就是说，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

　　杨振宁曾对青年学生说过，应该“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才有望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爱因斯坦在伯尔尼那几年间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证实杨振宁的说法——相对论就是“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所产生的最辉煌的结果。当然，要创造爱因斯坦的奇迹，天才的头脑也是不可或缺的。

　　爱因斯坦奇迹将成绝响？

　　那么爱因斯坦在1905年创造的奇迹，对今天而言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比如说，今天中国的一个年轻人，还有没有可能像爱因斯坦在1905年那样创造奇迹？

　　如今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标之类，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其压力恐怕远大于爱因斯坦当年的学院环境。当年爱因斯坦就认为“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那如今要怎样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浅薄”？还会有几个人有足够的闲暇去自由思考？

　　那么在学院之外的年轻人，比如说大学毕业后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而是进了某个公司当小职员，但又愿意“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读书讨论，有没有可能创造奇迹？

　　从理论上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个人的天赋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正值物理学伟大变革的前夜，那群年轻人从他们所能阅读到的科学文献中，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讲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是不是这样伟大变革的前夜呢？恐怕很难得出肯定的回答。对一个业余爱好科学的年轻人而言，当下的科学论文中的99.99%都将是平庸而匠气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这个年轻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极大的可能是被学者们视为“胡思乱想”、“空谈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气将他的思考撰写成学术论文，那要在科学刊物上发表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不是绝不可能的话。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这两个“奇迹年”有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在《爱因斯坦奇迹年》(该书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引进出版，主体就是爱因斯坦1905年的5篇论文)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施塔赫尔(John

　　Stachel)比较了这两个“奇迹年”的多项异同，但是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完全没有被注意到，这个共同点也是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千千万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

　　从牛顿的“奇迹年”至今已经300余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至今也将近百年。如今科学研究的建制化、职业化，已经高度成熟，已经牢不可破，甚至已经天经地义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进入科学的体制之内，那他基本上就不可能从事有效的科学研究，充其量只能是“民间科学爱好者”。

　　但是，职业化的同时，会不会也就意味着某种无可奈何的平庸化呢？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高度个人英雄主义的奇迹，是不是就要成为绝响了呢？

　　在未来的某个年代，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三个“奇迹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