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90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阵风破门而入。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

　　无论鼓吹“医疗产业化”的精英们如何巧舌如簧，医疗产业化给亿万人民群众酿成的健康问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种现象难道说没有吗？按理说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才对，可为什么却会出现这些怪现象了？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

　　那农村呢？那些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一年收入仅有几千元的农民呢？他们得了病怎么办？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问题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

　　以前，有些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托词实际上没有道理。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60.6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

　　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

　　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贫困人口不能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收入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获取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采取低收入群体由政府负担大头的做法，即使是穷人也能够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

　　不得不说，毛泽东时期，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比现在搞的好。那时从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很少听说）有病看不起的情况。即使是农村，虽然没有公费医疗，但是农民生了病，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使得一般农民也看得起；工人生病则有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说有些人钻空子，造成很多浪费等。但是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保证了广大工人看病权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如果说要改革，那么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将人民不欢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连孩子带洗澡水”一起泼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

　　疾病是人类的灾难。任何得了病的人，即使一分不花，也没有人愿意得病，更不用说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了。对于任何公民来说，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却又要倾家荡产地治病，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穷人看不起病，但是病魔并不因此而对穷人放一马。任何一个不同情弱者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好社会，这个社会需要爱心。既然我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就更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落后社会的爱心和公正。

　　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的第一职责是救死扶伤，医院是体现人道主义的场所，不应该是讲“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政府应该从财政上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医疗事业补贴，而且要保证这笔钱落到实处。

　　“产业化”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产业化，经实践证明确实会给人民带来实惠，比如住房的产业化以后，大大改善了我国居民的居住环境，成功地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初期的3.8平米增加到目前的21平米，这样的产业化值得推广。但是，坚决反对“一产业化就灵”的迷信，有两个领域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因为前者涉及到社会弱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后者涉及到社会弱者的生死存亡。因此，教育和医疗是“产业化”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