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的真相

学校可以看成是一个权力组织，一个以教师恐怖统治为主要特征的“权力帝国”或“儿童劳改营”。这个帝国是一个千秋帝国，千百年来，成人在这里实施着对儿童的绝对权力，社会、教师和家长则结成成人的神圣联盟。中国的例外情况是，国家成为这种统治的真正后台，并是儿童劳改营最大的买主。这种成人统治基本上使人类社会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野蛮被一代一代地复制。而学校，成为人类固守这种悲剧的最保守性的力量。

这种比喻并不是犬儒主义的激愤或冷嘲，只要您拥有一个敏感的心灵，你就能看见这个劳改营的确存在，而且你能看见历史上任何专制帝国都崩溃在它的罪恶原则之中，而这个成人帝国因能够把罪恶原则当成美德而不断走向繁荣。

儿童老改营的政治原则

儿童劳改营的原则是恐惧，它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合法性是利他（儿童）主义，它的制度设置是考试。

恐惧是以暴力为后盾的。通过审视触目惊心的施于儿童的家庭暴力、社会暴力和校园暴力，我们不难发现，成人暴力的“合法性”来自一种“大义名分”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通过强调孩子的恶与无知，同时管制儿童是以为了儿童的利益进行的，这二者构成了成人管制权力的理性上的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是权力意志，而其经济动机是利润。

权力意志必须将意志施加在他者的身上，而这个他者或权力对象最好是最无反抗能力的。因此，“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这就是灵魂的历史现实。”（《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31-32）但是，我们发现，儿童，只有儿童，完全可以成为最“标准”的“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

管制儿童和管制犯人皆是对政治制度的摹仿。在一个不断受到管制的社群中，管制更弱者的欲望就更加强烈。我们常常发现，越是地位低贱的父母、教师或成人，对孩子往往更缺少爱；由于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受到伤害和压抑，可以说，向孩子瞪眼并对孩子的一切活动和自由说不，几乎成了他们“维护尊严”、“确认自我价值”的惟一表现方式。惩罚体制永远要吓唬孩子，使他们害怕，对他们说不。孩子都是好面子的人，那我们就一定要他们出丑。

所以总的说来，学校教育的目的并不完全是要通过管制使学生“变好”，而管制本身就是目的，或者就是目的本身。任何权力机构都乐于宣称--或者在它的起源时代诚实地认为--管制仅仅是不得已的手段，是为了一个更高更远的理想目标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历史的真相是，人生活着而不是准备生活，因此无论对于暴力实施者还是对于接受者，伤害和被伤害就是生活本身。从心理学上讲，正在实施暴力的人从来没有事先对远大理想和善良愿望进行一次准备性的审视然后才挥起拳头的。他的暴行完全是基于某种激情或就是为了炫耀权力。我希望所有喜欢谈论暴力的美丽谎言的人们记住这个基本的真相：杀一个人不是别的，仅仅是杀害了一个人。

学校与监狱

任何监狱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对犯人的管制：精神改造或精神迫害、肉体管制、建立流动性的激励机制。学校组织几乎完全把这些监狱原则当作了自己的原则。

为了充分说明监狱体制和学校体制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介绍一则反映初三学生一天学习生活情况的“日记”：

早上6点钟，青青就起床了，每天都这样。20分钟洗漱完毕，就背上书包出门，她得在6点45分赶到学校参加早锻炼，每天晨跑的运动量是6圈，1500米，然后还有其他项目的训练。晨练完才能到食堂吃早餐。

8点开始上课，上午共4节。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和政治，每堂课之间休息10分钟，放学时已经是11时40分。青青家离学校不远，爷爷奶奶早已做好了饭，只要回家马上就可以吃饭。吃完饭后要赶下午1点钟的体育补课。住得远的同学则紧张了，经常会迟到，一迟到还得罚跑12圈，3000米呢。

下午同样是4节课。两节下来，青青觉得头有些沉，但使劲提醒自己得挺住，集中精力。因为几次考试排名下来，青青的成绩一直都是中不溜的，老师、家长都着急。下午的课从2点15分开始，5点45分结束。离晚 上上课只有45分钟的时间，住得远的同学都没回家，趴在桌上写着各堂课留下的作业，等到学校食堂一开饭，扒拉几口饭就又得开始上课了。

晚上的课从6点30分开始，每天晚上有3节，其中两节是“主课”，一节是自习。每堂“主课”都留了作业，到晚自习的时候，青青已经记下了一大堆。9点过5分，青青的作业还没写完，可已到了下课的时间，只好收拾书包赶快回家。回到家，爷爷奶奶还没睡，可顾不上和他们说几句话。青青得抓紧时间洗个澡，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等写完最后一门，已经10点半了。真累呀！每天都如此。青青看了看房间的琴盒，几个月都没摸过了。初二的时候，爸爸为自己买了琴，请了老师，学得还挺不错。可一到初三，老师说是毕业班了，得抓紧时间，把功课学好，琴也没法练了。真希望明天的6点钟慢点来。青青每天都这样祈祷着进入梦乡。(见邓勇峰《我的一天真累呀！》一文，商报 2000年1月16日)

这种对肉体的管制后来被科学主义所支持，泰罗制从工厂发展到学校，管制体制在借科学的名义不断提高“效率”，孩子丧失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到最小，变成一种新的客体，一个驯顺的肉体。杜威说：“在传统的课堂里，很少给儿童进行活动的余地。”（《园丁的耕耘》P254）在中国的现代课堂里，儿童任何自由活动都被等同与犯罪。

如果说，校规、学生守则是监狱的制度性规范，那么，体罚就是监狱的非制度性规范。监狱制度也表面上反对酷刑，但是，虐待犯人恰恰是监狱的日常工作。学校里的情况同样如此，只是表现形式各有所长罢了。学生的父母不敢对教师和学校说不，因为它们手里有“人质”，你的孩子在那里还有很长的刑期，你的批评只会让孩子得到更多的报复。你惟一的选择是给狱卒贡献笑脸和礼品--如果你打算唾口水，你最好把它唾在家里的墙上。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学校惩罚体制中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是通过等级排列建立起来的，等级排列就是把孩子训练为永动机的一种魔鬼智慧。

福柯说：“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和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 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 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 年龄组的序列; 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们不断地在空间序列中流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P166）我们还可以在这一序列中添加以下内容：实验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好孩子与坏孩子，三好学生、先锋队、班干部等等。

1913年斯特恩将心理年龄除以儿童的实际年龄所得的商数称为“心理商数”，之后，特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商（IQ）这一概念，从此，等级制度被“科学化”了，学校因此又建立了“分数种性制度”。

等级排序可能受专制政治的统治术的启示：大棒加胡萝卜，惩罚是大棒，激励是胡萝卜。或受动物训练的启示，可怜的小动物为了食物的奖励必须讨好地进行表演。这种制度安排不理解这一点：本来“没有坏孩子”，恰恰是这种制度安排在生产“坏孩子”。有专家说得好：“一个孩子大脑迟钝，可是‘大脑迟钝’这个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大脑迟钝的儿童，我只知道孩子们都不一样。……爱人的人不让自己被标签名目所束缚，他说，‘标签该废除了’。”（《爱和生活》P35。）等级排序的大师们是心地阴暗的精明人，决不是心地善良的人。

激励机制的后果是什么呢？首先是个性的死亡。“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正在形成。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P175。）其次，更重要的后果是，孩子毕竟不是产品，他们会面对这种机制进行自我调整，为了进入更高等级，孩子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生存策略，或者因被认为是坏孩子而丧失生活的信心。

考试与考试综合症

中国人的童年是由考试构成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的性格与西方人的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考试综合症”--你可以尽情想象这些症状，它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或习惯。

2000年1月某日晚，江苏东至县昭潭中学学生曾某放火烧自己的宿舍，他的作案动机竟然是把学生宿舍烧掉，不让学校正常考试（2000年2月25日《江淮晨报》）。这个案例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事实上，“考试综合症”是中国青少年心理疾病的主要方面。考试是激励机制最制度化的形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它无疑是一种酷刑。

1910年，美国印地安那州葛雷市教育局局长威廉·A·沃特（William A Wirt）提出了“分团学校”（platoon school）这种新型办学模式，随着行为主义的产生，学校越来越像工厂。标准化、量化、投入与产出理论纷纷进入学校教育。在这种不断把儿童当作实验品的浪潮中，最值得记住的人首推桑代克，因为他的努力，考试和测验取代了学习的乐趣，成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在学校惟一的目标；它等于宣布孩子们在童年时代一直处于未决犯的恐惧之中--每一次考试相当于一次腐败的司法审判。

考试是童年的炼狱，它吃掉了童年。在中国，考试被视为生存的基本需要，政治等级通过成绩等级刺激孩子们过早地进入疯狂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适龄青年高中入学率为27%，高校入学率约为2.5-3%，而美国的高校入学率为57%。(《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郑杭生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P76-77。)1998年，中国适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是3-4%。（《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P449。）

学习和考试的压力甚至逼得学生自杀。有媒体披露：“学生自杀的年龄由11岁开始恶化，上升到16岁为高峰期。”（《粤港信息报》1999年1月6日）“黑色的7月”埋葬了很多孩子的梦想和生命。更令人扼腕的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出题”和“阅卷”大人们所持的陈旧标准和随意性，有人说是“草菅人命”并不为过。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一直有人类的良知在对考试制度提出批判。爱仑·凯（Ellen key,1849-1926）这位“瑞典的智慧女神”、新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在1899年发表的《儿童的世纪》一书就宣称：满足儿童的兴趣并让儿童独立活动，是教学过程的基础。她提出废除教学大纲、取消课程表、废除班级授课制和教科书、废除考试，用谈话的方式测验学生平时的成绩。这就是她对“我梦中之未来的学校”之想象。（《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反战与反思》P71。）遗憾的是，爱仑·凯的后面一直跟从者寥寥。

我倒不是主张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大学”或完全取消考试那种状况中去，但是否有一条中间道路？事实上是有的。我看出路至少有三个，一是教育的多元化解决教育供给短缺的问题，二是经济的多元化解决教育的需求短缺问题，三是政治的民主化解决儿童权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成人和他们的头儿少点私心就足够了。

有考试体制的辩护者说，考试毕竟提供了更公平的竞争机制。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没有一个深刻的考试批评者打算回到文革模式中，他们不过主张一种更公平、更人性的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行高考体制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比如，目前的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国均采用统一的考试时间，统一的试卷，统一的评分标准，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这种高考录取体制，显然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并不能充分测试出孩子的各方面智能。是的，有高考的指挥棒，是的，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可是大人先生们，那个指挥棒不是你们举起来的吗？那个体制不是你们建立起来并通过容忍和参与而培育起来的吗？

福柯说，往往是权力意识使“学校变成了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在他看来，通过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检查”就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权势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焕发活力。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P210，211）把考试看作是显示权势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观点无疑为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提供了帮助。课堂提问或家庭检查的本质是拷问。

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一种刑讯逼供式的惩罚体制。考试是什么呢？考试是通过这一酷刑让孩子“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在纸面上签字。全部考试手段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过特殊的刑讯让孩子们，这些罪人，在拟定好的结论上签字画押。这拟定的结论包括标准答案和成人世界的各种准则。各种所谓教育改革，并不打算改变这个独断的、预先的判决结果，而仅仅是使刑讯过程更“科学化”或“文明化”或更加自愿。结果是“被告”由于畏惧谎称犯下了“给定的罪行”。“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伦理是这样一种新理论：“仅仅使犯罪者受到公正的惩罚是不够的。应该尽可能地使他们做到自我审判和自我谴责。”（《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P41。）

学校是牟利组织

中国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国度。这种语言化装往往把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或职业行为美化为利他主义行为，并使被美化者自己都信以为真。中国人的极端事故和这种思维极端幼稚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诸多诗化语言之中，国家被比喻为父亲或母亲、孩子被比喻为花朵，而教师被比喻为园丁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崇拜实际上首先是教师的自我崇拜，然后逼迫学生承认这种崇拜是天经地义的。教师把自己看成是掌握知识和真理的人，也把自己看成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必须清楚，教师也是普通人，因而他即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道德。他是可错的，而且也可能是可恶的。教师首先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对道德水平要求很高的职业。对于前者，中国的教师在那里勉为其难地干着，为了糊口也无可厚非，只是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知识水平还有待提高。对于后者，也就是道德水平，中国的教师可以说完全乏善可陈。

中国教师专业素质差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关。英国教育家沛西-能说（1870-1944）：一个国家给予其儿童的教育也许就是其民族精神最清晰的体现和其生活方式最好的缩影。” （《园丁的耕耘》P65。）中国的官员之贪污腐化是制度性的，腐败就是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中国的教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公务员，他对金钱的贪欲和一般官僚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传统：“干一行吃一行”，这简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教育部门自然也要“吃”教育。问题是，官员可以通过税收代理人以及其他寻租行为来收取回报，但教师却只能通过学生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产业化了，学校和国家一样成为了商业公司。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腐败和文凭买卖愈演愈烈，教授成为文字商人，而官员和资本家到学校纷纷镀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费越收越乱，越收越多，而因贫困而告别学校的学生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经济中心”的时代，学校乱收费已经让普通家庭濒于破产。1999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这学我们上不起了”为名报导学习乱收费的问题。广州市1999年“清查中小学乱收费工作”截止10月31日，“全市清退中小学乱收费达170万元”。（《羊城晚报》1999年12月4日。）《广州日报》2000年1月10日报道说，安徽省1999年年底对4602个中小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的违规收费总金额高达7712.28万元。

在诸多教育腐败案例之中，最令人绝望的是逼迫或哄骗孩子从事赢利性或经济性质的“义务劳动”，以及不知羞耻地索要和收受学生礼物这两大问题。关于把学生当成“无价劳动力”（相当于利用犯人作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可以说由来已久。教师没有别的特权，但他可以让学生帮助自己干活，这种情况在中国极其普遍。有时候，整个学校也从事这种“经济活动”。1999年下半年，广东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北省通山县浩路乡雨山村小学的“现代溺婴”惨案：这所学校10年来一直要求学生每周三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上山砍柴，向学校交烧柴。1999年5月5日，6个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县教委、民政局、保险公司等有关单位出资，每个死难学生家属获得3000元的安葬费、2000元的保险费，外加大米150公斤。这就是“儿童劳改犯”生命的价格。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收受家长甚至孩子的礼物的问题，稍有想象力的人不能理解，这种作法不仅仅对贫困家庭造成了多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心灵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教师利用这种手段，有选择地对“贡献”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对待，“贡献大”的可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辅导、在课堂里做更好的位置、得到更多的提问、安排为班干部、有机会参加更多的活动，等等。而没有贡献或贡献少的家长，他的孩子往往就受到各种歧视，当然，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在这种情况下，课堂里孩子的竞争变成了家长经济实力的竞争。那么这种现象有多普遍呢？199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说：“孩子送礼让人忧”,该文根据一项调查说：“福州……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曾受到过学生送的礼物。”

当然，在“关系是生产力”的文化传统中，师生关系也成为教师（包括学生）注重的经济利益之一。因此“桃李天下”与其是伦理学上的文学抒情，不如说更体现了某种经济学上的意义。中国社会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利益孤岛，其中师生圈子就是最著名的“战斗小团体”之一。

教育腐败来自教育产业的垄断，教育产业的垄断最早可能基于政治原因，但长期看是基于“经济效益”。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利益，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成为改革中最保守的部门，特别是教材垄断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一商业利益是通过“儿童劳改营”实现的。因此，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个促进教育自由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自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