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的自以为是，一直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以前说北大的本科生“世界第一”，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是在两亿人里挑，而北大是在十三亿人里挑。我初看到这句话，目瞪口呆。是这些人的变态使我目瞪口呆的。同时，我感到沮丧。既然说这些话的人也是“炎黄子孙”，我便很怀疑中华民族是不是还是“优等民族”，也许真是“劣等民族”也未可知。

　　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批评高考的议论渐渐的多了。人们终于认识到了，高考其实也是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战争。虽然不能说能考上北大清华的都是弱智，至少可以认为，考上请清华北大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肯定考不上最有名的大学，这是高考的性质决定的。根据我的了解，北大清华的学生有中等偏上的智力，有很强的应试能力，性格上平稳可靠，四平八稳。由于家境大都较好，处理事情比较圆滑，有非常浓重的小市民气质。至于学术水平和潜力是根本谈不上的，他们既缺乏兴趣也缺乏能力，他们尤其缺乏的是创造力。这里又回到了开头：有创造力的人肯定考不上最有名的大学。这是高考的性质决定的。

　　真正混饭吃、以高考为跳板改变处境的恰恰是这些“名校”的本科生，你向他们要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岂不是缘木求鱼！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有人又提出了稀奇古怪的理由，支持许纪霖的观点，决心把对地方院校的歧视进行到底。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提出他的论点的。

　　“我以为，既然大学的教育就已经以‘素质’为主——我可以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来论证在大学教育中‘应试’的成分确实已经大为降低——那么，大学‘重点’与否的评介标准就不再是‘应试’而是素质，因此大学教育得以转变高中教育的不良状况，其相对松散和多元的教育方式实际上给你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包括对导师的选择对学科的选择等等，在淡化考试成绩的基础上，确实实现了一部分素质提高。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因国家投入大，师资水平高及学生个人投入也相对较高等因素来看，有理由认为这些大学的教学质量要高于也应当高于其他一些普通院校——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一点呢？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很多普通院校仍以‘应试’教育作为其基本教学手段，落后的思维制约其发展并形成新的恶性循环，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应试教育成本低，表面公正容易实现，且可以掩盖教师水平的低劣，在一些普通院校经费紧张、师资不足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必然成为其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甚至其本身就成为教育目的。 　　清华北大等学校学生的高素质并不是一个坏的结论，而是必然的，否则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大学的‘重点’属性，更进一步质疑国家对其进行的巨额投资及就读学生花费的巨额金钱的合理性，所以我觉得‘普通院校的学生素质不一定低于北大清华’的争论并无必要——当然是不一定，谁也没有排除‘少部分’学生的素质可能等同或超过北大学生的现实——但这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例外而成了常态，那么重点大学就不应当再是北大而应当是这些学校了。承认这一点仅仅是承认现实，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改变，素质高不等于高人一等，这个概念的混淆才是可悲的。因平等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平等乃是实然状况，素质的高低关系个人前途，是一个个人奋斗范畴内的名词，承认素质上的高下没什么道德上的负担，相反，掩盖这种差别才是自卑的体现——北大清华并不缺乏农民。”（盖斯了《手段与目的的错位——也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

　　唉，太长了。也许我非承认不可了，那就是中国人确实不适合于逻辑思维。说起话来颠三倒四，也不推敲推敲。北大清华又有什么素质教育呢？外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北大是一个极其浮躁喧嚣的学校，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人士在北大纷纷做秀，北大哪有半点学术气氛，整个就是一闹市。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搞素质教育？那些学生就跟赶场一样去赶北大引以自豪的讲座，学到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耳食之学。如果这些一鳞半爪的耳食之学也是素质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素质了。

　　据我所知，这些所谓的名校的学生，除了学外语，就没几个读书的。与其这样的素质教育，那还不如地方院校的应试教育：起码，他们还认真的读了几本书。

　　看来，“名校”要想改良自己的人种，还真得从地方院校输入新鲜血液。毕竟，那里有被高考逆向淘汰的真正的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