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对中国高教界“创建一流”的愚昧、混乱局面不满，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的说法。“大楼”、“大师”之说，早已有之，它们来自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而“大爱”之说，据称是杨院士的首创。那么，什么是“大爱”呢？“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为了具体说明“大爱”的含义，杨院士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师”级的学者了。后来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顿大学仍旧宽容地让他在那里生活了30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超级大师。(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杨院士的“大爱”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许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纷纷表态，要用“大爱”培养大师，通过培养大师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有人高兴地说，“如果有了大楼、大师、大爱，那么我们心仪已久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学，也许就‘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了。”(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
建立一流大学有这么容易吗？这个从大爱到大师到一流大学的公式是可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集中的美国没有人总结出这条规律？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二流、三流大学，甚至四流、五流大学？实际上，在美国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大爱”。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优渥条件，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对那些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再者说，“大爱”说实际上是把大学教师放在了需要受学校行政当局眷顾的位置，这也与美国大学的治校原则不符。“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莱比(I. I. Rabi)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学术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国，国家要付出多少“大爱”才能够换来些许几个大师呢？退一万步说，仅仅是希冀自己的教师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而让他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恰恰是怀有极大私心的风险投资。古人云，“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洪应明：《菜根谭》)。由此可见，杨院士的“大爱”说仍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的酱缸中打转。
事实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本就没有给纳什什么“大爱”。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纳什病情出现了转机、他并且开始重新进行研究工作之际，给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员(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这里面，纳什的朋友从校园内外施加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迟至1989年，当瑞士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派人与纳什面谈，要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俱乐部坐坐时，纳什还问来人：“我能进去吗？我不是教授。”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纳什在普林斯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9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决定纳什为获奖人之一时，纳什的“悲惨人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当天，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举行的小型庆祝会上说了三句话，其中两句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奖项能够使他的信用等级上升，从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获奖者应该说他很高兴能够与别人分享这份奖励，但他却想要独得这份奖金，因为他太需要钱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个在“大爱”中生活的人难道能够这么悲惨吗？当然不会。实际上，纳什在获奖时连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教职都没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高教界对“大爱”理论的热烈反响从侧面说明，目前国内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对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从根儿上讲，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办学理念”，就是要国家多多地出钱。有了钱，他们可以盖大楼，可以聘名师，可以多发表SCI论文，然后学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后就成为“世界一流”了。但是，让我们假设北大和清华可以有无限的资源，假设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师资全部换成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这样的北大清华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吗？当然不会。因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体制、高教政策不变，只要劣胜优败的选择机制不变，只要虚伪狡诈的人文环境不变，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学者都应该明白，也不需要我来证明。
所以说，中国目前这个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985工程”是一个莫明其妙的糊涂工程：甲方没有明确目标和指标，乙方没有明确资格和手段，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摘自：亦明：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