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拙著《道德经新论》第三篇第六章第22节的一段附录。另见本论坛：http://bbs.creaders.net/education/bbsviewer.php?trd_id=1010793


经济学需要理性经济人假说吗？兼谈经济自由主义

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滑稽荒唐，已无需繁证，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有理有据的深刻批判一直持续不断。虽然如此，这个假说依然堂而皇之地作为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推衍前提。所以，问题不在于假说的荒诞不经，而在于：经济学需要这种假说作为立论基础吗？如果不需要，为什么在持久且有力的批判中，这种假说雷打不动、稳如泰山？

奇怪的是，除了经济学之外，任何其他学科和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将人设定为相关的“某某人”。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如社会学科中的心理学、政治学、行为学、伦理学、管理学，如工程技术中的设计、制造、发明等等。即便有所设定，也没有作为理论的基础和推演的前提。那么经济学需要假定理性经济人吗？从经济学的概念、理论、整个体系来说，这种假定毫无必要。不仅毫无必要，反倒因为理性经济人的荒唐假定，导致了经济学的混乱、争议和根基不稳。

事实上理性经济人假说之所以持久风行，不是因为这个假说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有何价值或意义，而是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直接的多方的联系。经济自由主义需要理性人假说作为辩护理由和思想根基。

自由主义是在反抗教权和王权对个人的压迫强制、剥夺伤害中逐渐产生的，是在绵密强烈的束缚中萌生并发展的，是对不自由状态的对立反抗和对其相反状态即自由状态的企盼和追求。到了洛克时代，由于殖民扩张、贸易频繁、政局动荡等缘故，一部分富有阶层产生了共同的意愿，这些共同意愿通过洛克的著作得以清晰的表述，即个人生命、自由、财产诸权利与生俱来，不容随意剥夺侵犯。这种自由主义是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想，得到了有产阶层的普遍认同，再经广泛传播成为社会思潮，并对国家政治发生了影响。100年后的斯密时代，市场经济已初成气候，通过生产、贸易而发财致富是当时富有阶层的普遍追求。在此情境中，消除 ZF等权势机构（教权已经退隐了，主要是ZF机关、旧式贵族）所设的限制约束成为他们的共同心愿（事实上西方经济史上从不缺乏国家ZF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尤其是在国家间竞争之时。不过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国内自由主义者——大都对此视而不见）。当然，如果能够炮制出新型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为他们的逐利心行提供充足理由和根本信念，那更是求之不得。斯密的著作恰恰契合了这类需求。他认为ZF对市场的限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应该取消管制，让个体根据他们自足的理性能力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不仅如此，ZF应该保护私有财产和私人逐利活动。他还认为，利己自私是人之本性（斯密不否定利他、同情），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他更论证说，个人逐利将导致社会利益的增加，每个人起劲地追逐私利、满足私欲，将比图谋公益产生的效果更好。理性经济人和经济自由主义在斯密那里奠定了基本框架，其后边沁的功利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之论证，以及相关的自由主义学说，分别给经济人假说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不同的论证和支持。这样，从斯密开始，理性经济人假说就被纳入经济学，但事实上经济学本身不需要这种假说，反而是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借之存身。

所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不是经济学成立的条件，乃是经济自由主义安身立命之基础。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被归入某种学科，应该属于意识形态、精神信念、社会思潮，是关于ZF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主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有二，一是市场机制，涵自动调节和自生秩序。二是市场活力，即市场能够极大地促动自私个体的逐利心行。与此相关的信念则是人性自私利己、私利产生公益、个体具有充分理性、以及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如天赋权利、个人自主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国家干预、倡导自由市场。他们认为市场有内在的机制，能够自行调节资源、自发形成秩序。ZF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控制，将会破坏市场内隐机制和自发秩序，挫伤个体的逐利企图，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与老子的“无为、无事”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相近性，但思想的根据、来源却基本不同甚至大异。这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了，此处对几个关键之处再予说明。

其一，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论背景，实际上对应于老子的现实境域，经济活动是“异化之德”驱动下的个体逐利活动。此时的市场调节机制无非是趋利避害、自我保存的秉性使然，市场并无导致社会利益（社会和谐、生活保障、公共产品、福利救济、道德伦理等）的能效，相反，乃是破坏、阻滞、危害社会利益的力量（为了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可以换成这样的说法：完全自由市场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贡献小于其阻滞和危害）。其“自生秩序”必然是强智阶层通过种种方式形成的非自然非自愿的不良秩序。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此指市场完全自由放任和无ZF主义。历史上经济自由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完全自由放任，可称之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即ZF对经济活动什么都别管，完全交给市场打理，ZF所作的就是国家安全，保证个体生命、财产、自由等自然权利，可谓之“最小ZF”说，如李嘉图、斯宾塞等。一是ZF进行最基本的管控调节，可称之为现代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管控调节不是针对具体经济活动，而是通过法律、制度、税收等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个体生存、提供市场不能生产的必要的公共产品诸如道路之类，除此之外的经济活动，应该让市场根据自身机制自行发展和调节，可谓之“有限ZF说”，如密尔等。“有限ZF说”稍稍接近于老子的改良境域。实际上两种类型互有交叠，难以断然区分）信誓旦旦的论辩、保证，全都自欺欺人、不足采信，倘若付诸实践，必定导致社会动荡、民生灾患。

其二，经济自由主义对逐利手段、获利方式不曾认真考虑。但在老子这里，这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不当得利方式如果没有约束制裁，则在利益驱动、价值导向下，人们会竞相效仿学习、攀比跟从，导致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冲突频仍、社会动荡。从“德性”来说，天德社会崩溃、私有制度普施之后，“德性”本已嬗变甚至有所异化，个体或家庭利益成为人们心行的根本或终极取向。市场经济的出现，促使“德性”进一步嬗变异化，逐利获益成为最主要的心行依准。此时不当得利如无制约，必定会加剧增强了“德性”异化（如贪欲、享受、支配、占有、虚伪、欺诈），而加剧异化的“德性”进一步促动不当得利的频度、强度、方式手段的多样性，如此反复牵引，陷入恶性循环、导致不良的连锁效应。

其三，老子也断定人类社会存在自发秩序和内隐机制，但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和“自生秩序”不在同一层面、不在同一向度。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实则是价值导向、价格（利润）效用，其“自生秩序”实则是人为秩序。老子的内隐机制实则是“德性”机制或者说人类普遍的心行机制，自发秩序则是心行机制的外显、显相（自性蕴涵规则和秩序，详见自性观、层次观、辩证观、德性论等章节）。老子的秩序和机制有两种演变方向或者说两条路径，即良性和恶性（详见本书社会治理一篇和老子社会观一节）。经济自由主义恰好对应于老子的恶性方向或恶性路径。所有个体自私自利、贪婪放肆、不知自觉敛止、亦无外在制约，在唯利是图和价值导向下，无利事项必然不被理性所考虑，在资源稀缺和贪得无厌状态下，必定演化为强智同盟来压迫欺骗，市场和社会上坎坷动荡之途。

其四，老子主张“无为”，这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看上去一致相通，但实质上有同有异，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老子的“无为”是统治阶层“无为”（不以己利己欲、不自见自是，顺应实物性理机制而为），这一点由于时代的变化（民主ZF出现），恰与经济自由主义能够契合。因为，近代民主社会对统治阶层具有极大的约束力，他们一般也不会率意而为、只图私利。但是老子的“统治阶层”实际上是指对社会具有影响力、控制力的阶层，即今日所谓的精英阶层。除了政治精英之外，金融经济、知识文化等精英阶层却没有做到老子的“无为”，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恰与老子对立，他们强调政治精英之外的各路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都可以也都应该图谋私利。所以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主张在根本上是与老子对立的。

有人会说，即使按照老子的“无为”思想，则长久之后，必然会产生经济活动中的精英，产生资本家、亿万富翁。难道说，当这些人发财到一定程度就对他们进行限制，不让他们成为具有影响力、控制力的精英？或者教导他们进入“无为”状态，使其放弃自私图利心行？的确，依据老子的统治者“无为”而民众“有为”的思想，确实会自发形成经济精英。但是在老子体系中，经济活动并不是唯一的活动，逐利并非人生的根本趋向，生存的意义也不是物质财富的拥有，所以，即使亿万富翁产生了，也不具有当今社会中的影响力、控制力，不具有强烈的社会心行导向作用。假如他们试图控制和影响的话，那就是“有为”，并且很可能是“智、强”之为，此时统治阶层自然会“挫其锐”、“使其不敢为也”。

其五，老子的“无为”绝不是说没有任何作为，不是无所事事、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素餐尸位的旁观者，见前文“无为而治”一段。具体到经济活动，“无为”是指统治者不须设定、指导、命令、驱动，不须对经济活动规划限制、阻挠干扰，只须在法律制度等规范下，对其方式手段（如欺诈、强迫之类。现在经济活动复杂化了，故也应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立法限制和违法制裁，如毒品交易、人口贩卖等）予以约制。当然，统治者也需要对财富进行调节，使得每一个体的生存有基本保证，如此等等，参见前文。

其六，老子的“无为”虽然不是放任自流、无所事事，但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如提高预算赤字、扩大ZF支出等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这属于老子的“有为”，而所有的“有为”（有意兴制、不知常而妄作）都是有弊端的、有限度的，在一定时段一定处境中可能有利有益，但弊端也随之而来或隐涵其中。于是人们必定不断地出台“有为”以便解决陆续出现的问题、查漏补缺，如此反复交织，无有穷期。

有人会问，对于萧条和滞涨这种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老子的“无为”有效吗？有作用吗？实际上老子的经济思想与斯密以来的经济思想截然不同，经济活动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保证生存、物资充足而不匮乏，并且不因经济活动而对身心健康产生危害。在老子改良境域中，经济活动过程是统治阶层“无为”而民众“有为”，但民众的“有为”是在“有名”（制度规范等）约束下的行为活动。再者，民众的“有为”也不是经济人假说所造就和误导的现实中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因而老子经济活动中，大约不会出现萧条和滞涨。即便因为某种原因出现萧条滞涨，但统治者通过财物调剂，可以保证基本生存不受影响（萧条和滞涨都不是匮乏，而是过盛的结果，也与金融货币等虚拟经济的失常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依然通过经济活动缓慢自行恢复，不需要采取刺激经济的“有为”方式。经济学家塑造了经济增长标度，政客们也试图通过增长收买民心，再加之舆论煽动，整个社会形成了增长预期，倘若经济指标变动、经济状况变差，不仅经济学家、政客们惶惶不安，经济人和社会公众都将产生悲观心行，于是引发连锁效应，导致恶化情形。这是价值导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假如经济活动不是以经济不断增长为心行取向，而是以物资不匮乏、生存有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可能增长作为经济活动的向度，可以预料，采取适当的资源调剂，不至于产生恶化情形。这一点计划经济模式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借鉴和启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类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老子的“无为”就是要避免这类人为制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