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来自大山的报告

虽然在漫长的时日里，距离遥远的贫困一直都成为都市人的牵挂，但毕竟过于抽象。贫困是一种具体的生存，但贫困绝不是一种生存的全部内容。这是我们编辑部踏上全国贫困县——三都的土地之后最深的感受。

活着，是唯一的生存目的

这里贫困的痕迹随处可见。一年四季没有青菜，掀开一家家锅盖都是玉米和着豆类搅拌在一起的粥，能吃到白饭就盐巴已经是不错的人家了。能有一张床的家里算是条件优越，阴暗、潮湿的屋角下铺垫点稻草便是床，家里最醒目的陈设恐怕是炉灶，炊烟袅袅时，提醒你这里还有人的有生气。没有书桌的概念，问及小孩学习在哪里，竟是一脸茫然。满目荒凉，满眼山路，连大气里都弥漫着贫穷的气息。
来到大河乡莫波的家，屋子里，祖孙三代正为莫波的升学问题紧锁愁眉。莫波是大河初中的尖子生，幸运地考上了三都县最好的高中——民族中学，但他却上不起。
莫波的爷爷石雕般地吧嗒着一锅水烟，那是久历苍桑之后特有的一种木然。他告诉我们，木楼是在他的爷爷手里盖起的。这就是说，在百年四代的勤苦人生中，他们所有的蓄积都不曾为这座古老的木楼增加任何内容。
为了活下去而活着，今年的辛劳只是为了明年的肚腹。在过去的年代中，我们曾经把这种生活观念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猪栏哲学”，但实际上，在与资产阶级相距甚远的贫困者那里，这才是一种更为普遍也更为无奈的生命哲学。
莫波的升学问题显然超出了生存的范畴，于是就成为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的负荷。在三都县，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一般来说，初中的尖子生大都报考了中师，原因是上中师可以免除学费还可以提前就业。所以能上高中的学生真是凤毛麟角了。莫波是倔犟的，他放弃了中师的志愿，想上大学。他说：“我宁可考上大学不去上，也不愿不考就回家。将来外出打工，我可以拿着录取通知书告诉别人，我不是考不上，我是上不起。”
我们无言地面对着这个无奈的家庭，民中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着一学期需交纳的费用是450元，一年不足千元的费用就这样羁拌着一个倔犟的男孩走向他的前程。如果这线希望也不幸被扼杀，这座木楼将会演绎出与上一代相似的生命故事。

最有文化的“牛”

那是一座让我们在日后的时日中永远都无法忘怀的“特殊学校”。
三纳小学设在一座民居一楼的牛棚中。右边，几块破木板围起的圈中，横卧着三头猪，在夏日的空气中，把一股刺鼻的臊臭散布到整个屋子中。有猪圈边，拴着一头牛，因不堪蚊蝇骚扰，不耐烦地甩动着粗大的尾巴。
右边就是学校。在刻意清理出的大约15平方米的面积中，一个叫曹天秀的教师给她的30多个学生在这里上课。
曹老师说，中纳村原来的学校1992年就倒塌了，这座“牛棚学校”已办了16个年头了，那座倒塌了的学校3年前就开始集资修缮，但最终又因缺钱停工了。
牛棚中有两个年级在上课。上一年级的课时，需要二年级的学生转身向后复习；上二年级的课时，需要一年级的学生转身向后。我们来时，学校放假了，黑板上留下曹老师最后一节课的题目：哪座房子最漂亮？
那头牛木然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来访者，曹老师打趣地说：“这头牛，应该是三都县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牛了。”
我们曾面对着无数个低矮、歪斜的木楼学校沉思，一个学校服务上千户人家，一户人家几十元钱不就可以让学校变个样子吗？但是，当我们看到比学校更破旧、更歪斜的木楼，当我们看到比学校更精确、更艰难地算计着生计的人家时，我们理解了这份艰难。
三都县去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是1156元，人均占有粮食是326公斤。但是，县委的领导私下却告诉我们，这两个数字的依据，是国家规定贫困地区越过温饱线的标准（农民人均收入1150元，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25公斤）。三都县在计算农民人均收入时的精确，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除了包括农民的口粮，还包括了家里饲养的牲畜鸡鸭，包括了开荒种出的杂粮，甚至地里成垛堆起的稻草，都要每100公斤折算10元钱。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统计数字背后，许多农家的现金收入实际等于零。

比物质更贫困的精神的匮乏

乡干部带我们来到一座破屋子前，这座屋子只有普通民房的一半大，房顶覆盖着蓬乱的茅草，歪斜的房体牵拽着四周细脚伶仃的木柱，仿佛听到了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房主名叫李老牛。
李老牛外出找生计去了，妻子一个人在家睡觉，问她粮食够吃吗，她指了指身旁还未椿成米的两把稻草。乡干部说，李老牛是乡里出名的懒汉，年年预售青苗度日，明年的稻谷早已换作了昨日的洒肉。每年收割时，别人拿镰入田，他只是提杆秤大摇大摆来到田埂上，看着债主们争先恐后将稻子收割一空后，他像个大老板一样用秤分割一下，就袖手回家了。几年前，国家林业部在黔南州挂职的一位干部来到羊福乡，因这座破屋子生出恻隐之心，塞给李老牛200元钱，嘱咐他买稻种下田。这位干部在村里转了一圈，回乡的路上，就遇上了提酒携肉，兴冲冲往回赶的李老牛。
在另一个孩子的家里，我们只见到了他的父亲，一个靠木棍支撑才能勉强行走的中年男人，孩子出去打零工了，以积攒开学后要交的学费。这家睡在稻草上、全部家产合起来不到1元钱的家里有4个孩子，生活条件极差，但他们却拼命多生。第4个孩子是在他施行绝育的术之手又生的，有人告诉他手术失败。一旁的村人说他施行节育了，但他老婆整天在山上乱窜，就又怀上了。边上的人都笑了，那个丈夫也跟着嘿嘿地笑，像听别人的故事。
这真是一种悲哀，过度的贫穷在吞噬文明的同时连起码的尊严也一并吞噬掉了。
可怕的还不是贫困，可怕的是安于贫困，安于贫困培养出的那种生活惯性。在三都的日子里，我们走访了几十户人家，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床铺上喊醒主人。羊福乡的乡长告诉我们，他测算过，一年中的田间劳作时间加起来最多只有4个月。那么在8个月的时间内，有多少人有床铺上消磨他们的生命时光呢？

大自然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三都县采访的日子里，感受最深的就是这里的道路了。
从都江镇到羊福乡，12公里的道路是去年才修成通车的，乘吉普车去，要颠簸3个多小时。县里的司机戏谑地说这是“胆大的司机拉不要命的乘客。”
羊福乡有大片原始森林，但就是因为不通路，大片本来可用于发展的资料变成了廉价的生活资源。建房要砍树，烧柴要砍树，做棺木也要砍树。羊福乡的党委书记指着一株参天古杉告诉我们：“这棵杉树可以做四副棺木，至少可以买4000元钱。”
勤苦人生的盛葬厚殓，原本是一件不必大加指责的事，但做棺材毕竟不是一份资源的最好去处。
羊福乡流传着许多关于路的故事。几年前，一位外地才干来羊福执教，校长派他去家访，已到晚上了，还未见神采奕奕的老师回来。校长提着马灯沿途去找，原来，这位教师在一座用整株杉木搭成的独木桥上吓晕了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整整在独木桥上趴了一整天。独木桥下是几十丈高的深渊。就是这座桥把现代文明留在了山外。山里人从小学会过独木桥，可以下山背盐粑，山外人进不去。我们也算是通路以后先行的访客，所以我们发现一河之隔，孩子的反映却截然不同，大河这边的孩子可以和你对话，为你唱歌，那边的孩子见了人就跑，两条小腿奇快无比。
三都需要道路、需要学校；三都需要通电、需要通讯，但实际上，三都的未来发展，却必须依赖三都的土地上自己成长起来的发展项目。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贫困地区面对着一个走不出的怪圈：要上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要进行基础建设，又缺乏自有资金。三都县的计委主任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三都县有都柳江穿境而过，江水的自然落差非常适宜发展水电项目，县里打报告上去，人家说：“你们又没有什么企业，上电站干嘛？”然后，县里又赶快申报工业项目，人家又说：“你们连电都保障不了，上什么工业项目。”
我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经典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个荒诞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椭圆形精确”的怪圈，原本廉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三都的贫困处境，本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三都的贫困处境，本来也就是大自然的阴谋。
显然，这不是任何一个贫困地区能靠自我力量挣脱出来的怪圈，他们需要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