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田曉菲，是在許多年前。那時的我，驚異於她寫詩的聰慧與才氣，更感嘆於13歲的她竟可以踏入北大的門檻。於是，即便許多年後當我也踏入了那道門後，“田曉菲”依然是心底遙遠而籠罩着神秘光輝的一個夢。

2004年夏，亞運村五洲賓館雲集了來自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大家就“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進行對話與交流。在這裡，我意外地見到了陪同丈夫宇文所安前往論壇的田曉菲，並有幸與她促膝長談。

儘管早已耳聞田曉菲在前一天的論壇上力辯群雄，英姿颯爽的風采，我依然難抹心底少年時就建立起來的關於她的印象：她應該是有着智者的靈氣與聰慧，還應該有一點點詩人的敏感以及柔弱。直到真正見面，這一印象才被徹底改寫。

按響了田曉菲房間的門鈴，伴隨門打開的是一串爽朗的笑聲，火紅的長裙、赤足，田曉菲的熱情撲面而來，更讓人為之驚訝的是她那兩道濃黑的眉，透着果敢與韌性。我不由生出這樣的疑問：這是田曉菲嗎？

落座後，話題層層展開。 我的腦海中依稀浮出田曉菲的經歷：1985年經過北大英語系、心理學系、中文系老師面試，特招進入北大英語系。而當時僅有13歲的她，以與天俱來的才情和聰穎，已出版兩本詩集。從北大畢業後，田曉菲遠赴大洋彼岸求學，於1998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在哈佛大學任教。

沉浸在古典文學的蘊涵中

話題自然直奔她目前的教學與研究。田曉菲現執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主攻詩歌方向。談起這一興趣的形成，田曉菲告訴筆者：中國歷史上有三個階段：魏晉、晚明和文革時期，從文化上看都是很有意味的，而按一般的想法這三個階段都是亂世，文化上比較荒蕪，其實不然。魏晉、晚明在文化上都很有創造性，文學成就輝煌。田曉菲特別強調梁朝：“我覺得梁和南朝的陳、齊非常不同，它的歷史整整蔓延五十年，時限相當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總和。但傳統文學史對其評價偏低，認為這是一個貧弱、蒼白的時期，事實上並非如此。

談到關於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時，田曉菲坦言：我們確實失去了很多東西，留下來的比較少。“但跟陳、齊比較起來，梁朝的資料已經很多了。而且，比如說我們一直很推崇陶淵明，但他留下來的詩文總共不過一百五、六十篇，而梁景文帝一人留下來的詩，就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儘管這其中許多是碎片和片斷，但從數量上看還是很充足的。”田曉菲在研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饒有興味的體悟，這些均會反映在她將要問世的關於梁朝宮廷文化的著作中。“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新的闡釋，注意到一些前人未曾關注的東西，我尤其喜歡梁朝的詩歌，覺得具有一種特別的美感。”田曉菲如是說。

從未遠離詩歌

在人們的記憶中，田曉菲這個名字自然是和詩歌聯繫在一起的，而事實上，她也從未遠離過詩歌。談起最初對詩歌的興趣，田曉菲坦言是家庭的影響和一點點生來的天賦。由於父母都從事文字、文學工作，從小田曉菲就喜愛讀書，而家中的藏書則成為她閱讀的寶庫。除此之外，父母的引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饒有興味地回憶了家中每逢周末的詩歌比賽：那時，家中的書卷氣很濃厚，父母與孩子們一同寫詩，然後認真地進行評選。“我的父母都很民主，對孩子沒有家長的威嚴，從不進行體罰”。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田曉菲儼然一個乖巧、熱愛學習的小女孩，也難怪她的母親會經常跟人抱怨，說田曉菲常呆在房間裡幾個小時讀書，不肯出去玩。

當談及近況時，田曉菲坦言自己現在還寫詩，零散地發表了一些，近幾年沒有結集出版。當問到在接受了系統的文學訓練後，是否對詩歌創作產生影響時，田曉菲認為，隨着年齡的增長，創作風格自然會改變，但不一定與文學訓練有必然聯繫。“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會和感覺都是不一樣的，這其中可能和閱讀也有關係，而我並沒有自覺地去注意。” 中文系可以培養出作家嗎，學者們對此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對此，田曉菲有自己的看法：一個人如果沒有靈感和才氣，不喜歡寫詩，是無法成為詩人的，但並不是說中文系畢業的人一定不能成為詩人和作家。

研究也是一種有詩意的創造

學者的嚴謹和詩人的靈性，似乎是一對天生的矛盾，而在田曉菲身上，這兩者得到了完美的統一。談起學者與詩人的差別，田曉菲認為，沒有必要把這兩者截然對立起來。雖然文學創作不同於學術研究，寫散文和學術論文的風格、路數都不一樣。“但是，就古典詩歌而言，我常常覺得研究也是很有詩意的一種創造，因為詩本身就是一種美。”相對於嚴謹、枯燥的學術考據，田曉菲更喜歡在考證材料的基礎上，揭示古典詩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這樣，古典詩歌研究對我而言就沒有太大意思了。每當我具體分析一首詩歌時，我總希望能把它的美傳達出來。我覺得這種研究和我寫詩、喜歡詩是結合在一起的。” 也許正是以因為鍾情於古典文學內蘊的美，田曉菲認為現今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有時候太理性”了。“很少見到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很激動地講述一首詩為什麼美，我覺得大家應當更多地把它當作一種學問來研究——這也是古典文學研究對於當今社會的意義所在。”

西方有一句古話說：過去是一個遙遠的國度。古典文學，不僅是外國人覺得很遙遠，其實就是當代的中國學者，與古典文學之間也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文字障。在經歷了文化環境、欣賞趣味的很大變化之後，現在人如何回到遙遠的古代、去欣賞它？田曉菲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典文學學者不應該與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截然對立，壁壘森嚴。“這樣太保守了一點，等於是給自己畫地為牢，最終古典文學只能屬於幾個學者，對當代的文學和文化生活毫無意義可言。我特別希望能從更狂闊的視野來看待古典文學研究。” 聰明是不值錢的

作為一個詩人，才情在田曉菲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對此的理解卻着實出人意料：我認為對於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勤奮。她舉例說，自己跟丈夫與文所安工作起來都是很投入的，“我們每天都工作10-12個小時，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覺得一天很浪費。”在遠在太平洋西岸的家中，田曉菲與宇文所安一人一間書房，“如果我們在一間書房，就會互相說話，無法工作了。”田曉菲與身旁的丈夫相視而笑。

“人們常說要安於寂寞，但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感到寂寞的，因為做學問本身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我們非常喜歡自己做的事。”田曉菲的言語中透着一種強烈的感情，同時她對學術積累也有很深的感受：“我和所安都很喜歡紮實的基礎，進行大量資料考證，然後結合深刻的視角、方法和理論進行研究。這兩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識的積累，如果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潛心學術，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中國古典文學資源非常豐富，即使是一個歷史時期，資料也浩如煙海。進行文學研究不僅要看文學資料，還要看史料，正所謂文史哲不分家。” 田曉菲甚為重視積累自身寬厚的文化背景，同時她坦言自己是一個對詩和文字比較敏感的人，喜歡逐字逐句的細緻閱讀。“當然，研究古典文學，才情很重要，但如果沒有10個小時的積累，才情就沒有什麼用處。”宇文所安對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的父親作為一位物理學家，常告誡自己的兒子：聰明不值錢。“聰明的人很多，但最終能用聰明創造成就的人很少。”這一觀點激勵宇文所安不斷勤奮工作，同時也成為與田曉菲的共識。

中國文學研究在哈佛

田曉菲與丈夫共同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文學系，她向筆者介紹了哈佛大學的古典文學研究情況。在東亞文學系，中外學者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中國文學應該得到世界上更多人們的喜歡和研究，不能只是中國人教給中國人自己。” 談到中國大學與哈佛的最大不同，田曉菲感觸最深的是：“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特別是古典文學，常有一種危機感。”而這種緊迫感正來源於中國與西方大學建制的不同。“中國學生的系別、專業是經過分配的，保證每個老師有一部分學生，學生數量跟與老師的教學質量沒有直接關係。”而在美國則截然不同：一個老師如果上課沒有經過精心準備，講得不夠精彩，不能吸引學生，那麼他的學生就會越來越少；同樣，一個系如果不潛心經營，同樣面臨消亡的危險——因為一切都是建立在學生自由選課的基礎上的。

在美國，每個大學中國文學的研究情況也不盡相同，隨着時間的變化而發展。比如哈佛中文系80年代初只有兩個老師，現在已擴展到7、8個教師，在美國算是規模非常大的，學生也很多。田曉菲向筆者介紹了中美大學的另一點重要差異：在美國大學每個教授都有權利、義務參加系務，招聘學生，而系主任只是所有教授的代表。田曉菲認為這種制度的好處在於，系內的每個人都會為此投入很大精力，因為如果不好好工作，整個系的地位就會在學校下降。另一方面，教學和研究得到了緊密結合，一旦有教學危機，不僅教師、整個系的存亡都會密切相關，正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而國內大學的制度則不同，每個系的學生數目是固定的。雖然一些學校對自由選擇專業及課程進行了積極嘗試，但卻出現了學生嚴重不平衡的結果。作為長期以來密切關注着中國大學的教改的學者，田曉菲對此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同時她認為自由是相對的，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和宇文所安”

在採訪田曉菲的過程中，他的丈夫宇文所安始終坐在她身旁，臉上的笑容中充滿了甜蜜與幸福。由於語言溝通的問題，筆者的大部分問題由田曉菲回答，而宇文所安微笑着聆聽妻子的講述，不時進行補充。

宇文所安現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與田曉菲是同事。在田曉菲攻讀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博士時，宇文所安曾經是她的導師。談起他們的戀愛故事，田曉菲認真地說：“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在做學生的時候，我們是嚴格的師生關係。一直到我畢業離開學校後，我們開始用email交流，談論各種話題，尤其是和文學有關的。”在經歷了不同的人生歷程之後，田曉菲與宇文所安終於結百年之好。“我們都覺得自己都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我們是同年同月生，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緣分，我們有共同的興趣。”田曉菲的快樂溢於言表。“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歡唐朝，她喜歡南朝”，宇文所安風趣地補充道，“不過，我們都很喜歡詩”。

人們時常會疑問跨文化婚姻是否有文化交流的問題，作為“局內人”，田曉菲說：“我覺得文化差異是有的，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他是外國人。他只是覺得我就是田曉菲，我覺得他就是宇文所安，一個人不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她向筆者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哈佛大學的包庇德，妻子是日本女人，也曾碰到別人問類似的問題。包庇德當時愣了一下，似乎在意識中從來沒有這個概念。田曉菲認為只要兩個人相互適應就好，她拿目前兩人的生活方式為例，認為很難概括其是中式還是西式的。“我更多地認為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與他的個性和背景關係較為密切，因為即便是生長在同一種文化下，生活方式也有諸多不同”。“我們是跨國公民。”宇文所安笑談自己，不過他還是透漏了一個小秘密：他更喜歡吃中國菜，並且很得意自己的拿手好菜：蒜頭雞翅。

古典文學界中女性聲音的缺失

從詩人到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到大洋彼岸的異域，田曉菲帶着朗朗的笑聲一路走來。身為女性，她對於自身的性別身份也頗多感觸。

“20世紀的中國國學大師，沒有一位是女性”田曉菲一語驚人。在看到這種社會現實的同時，她不失學者的冷靜與睿智，“我很同意來自台灣佛光大學的龔鵬城教授的話，我們應該批判那種簡單化的女性主義，認為歷來是男性欺壓女性。事實上，階級和身份在這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以傳統社會為例，社會階級比較高的女性，同樣會欺凌男性，並且包括與她同性別的人，一個女主人絕不會對待她的女僕像姐妹一樣。田曉菲認為，簡單的女性主義會把男女分成兩個陣營，形成一場關於性別的戰爭，一點好處都沒有，同時對男性也是一種很大的損失。但她同時認識到，這種劃分在某一個歷史階段是必要的，比如為了爭取女性的獨立——美國60年代開始的婦女解放運動。

“中國古代歷來有歌頌女性、尤其是才女的傳統，包括男性也很讚賞他們，從李清照到明清女詩人，她們吟詩結社，出版詩集。現當代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女詩人、女作家。”但更令田曉菲關注的是，經學、史學的研究在傳統上是沒有女性涉足的，即便她們做過一些評論，也比較零散，沒有一本系統著作。“在美國的史學研究界也是男性占主導地位，這是一種社會大氣候，並不是女性本身問題。”田曉菲還提到近年女性找工作所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她說：“以前受革命話語的保護，國家分配，男女的工作機會平等。現在自由開放了，不僅在學術圈，在任何工作領域，女性都受到了變相的歧視。”

在所研究的古典文學領域，田曉菲尤其深刻的感受到了這一點。“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學者，而在古典文學界，很少見到女性。”田曉菲的話語中充滿憂思。所幸的是，越來越多的女學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我們應該更好地探討這種文化現象背後深刻的歷史、社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