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74岁的小个子老者，被“左派”鞑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右派”责难为“理想主义”、“保守僵化”。但站在他面前，你却会有一种高山般的感觉，不是陡峭压迫，而是一种宁静宽广、独立自由的神气。

　　当然，熟悉他的社会界和财经界人士更知道，隐藏在他淳厚面容后面的倔犟，当它发作时会有雷神般的力量。不是威吓草民百姓，而是震慑社会饕餮。之所以有如此威力，其根源或许就在于采访中他的一句话，“我个人的生命同中国的改革事业早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还会有一些有点精神的人，做点事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而我个人的生命同中国的改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来斗去，或者充当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能够赶上改革的伟大时代，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并运用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服务，是我的幸运。

　　1954年刚参加工作不久，赶上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接着“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欢欣鼓舞之余，回过头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实际，当时有许多困惑。例如，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必然会无危机地高速度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生产却是一时多了，一时少了，经常出现巨大的波动。

　　从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保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这种体制作些改善。一个是扩大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以便为命令经济注入某些活力；另一个是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以便动员群众的“革命精神”去实现国家的目标。

　　这期间在干校“牛棚”中，我遇到了顾准，在他的帮助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行政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质和政治经济后果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势必走到“封建社会主义”、“东方专制主义”之类的邪路上去。带着这些思考，我开始寻求进一步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富国强民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一批经济研究者大量接触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指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这给中国改革者以很大的启示。

　　而且，改革会受到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有时还会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图的人们的反对，决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

　　近年来，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和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们一批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就愈来愈认识到这种危险。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们的商品寻租的问题，1992－1994年是信贷和土地寻租问题突出了。我们当初设想，通过有规则的市场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决。例如，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商品市场放开了，商品寻租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行政垄断权力迟迟不肯从市场退出，土地、信贷等要素寻租的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不少人以为搞市场经济了就可以狮子大开口，名正言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是新时代的于连。于连们，为反对旧统治的压制要起来反抗，但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

　　中国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还要回答“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应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

　　事情很清楚，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腐败行径，主要并不是从市场化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部分官员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回到命令经济。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说的“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

　　马克思早就说过，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至于知识分子，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但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那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经济学家何止两派，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经济学家看问题，应当实事求是，认为对的就支持，认为不对的就反对。

　　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购”（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弥补。这一点，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一再强烈呼吁过，现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来，当然应该坚决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我是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我也是一贯反对的。

　　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团。经济学家是为谁说话？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看他的观点，不是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

　　经济学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也是公民，当然也可以从事其他公民有权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问题是这两重身份决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教训，经济学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经济学首先是实证的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坚守的是实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来的面貌说话。这个结论是我们经历了40来年的曲折后得出的，也是像顾准这样诚实的学者用生命为代价得来的。

　　一方面要从善如流，知错即改；另一方面，当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时候，也不因“上”面讲过或“书”上讲过或者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而轻易改变。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不论怎样，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时，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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