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3F”是“浮躁”、“浮浅”和“浮夸”的拼音缩写，而所谓“3F现象”是我对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的学风问题的概括，主要是指一些年轻学者在做学问时，心情“浮
躁”，成果“浮浅”，理论“浮夸”。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好的，广大的专家学者是有功的。但是，
同时也无须讳言，“3F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笔者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给予
批评和纠正的话，那么不仅会使知识界名誉扫地，而且会给社会带来长远危害。
下面我想举三个实际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孟子变成“门修斯”
据《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发表的倪乐雄的书评得知，三联书店在1998年5月出版
了一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士、硕士等人翻译和校对的“当代欧洲大师级学者”安
东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但是，中外人名就译错了四、五个。比
如，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被译成了“黑罗多特思”、孔雀王朝的
阿育王(Ashoka)被译成了“阿肖卡”、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被译成了“夏勒马涅”。另外，最为可笑——可能也笑不出来——的是，中国古代大
思想家孟子的英文名字(Mencius)竟然被堂而皇之地译成了“门修斯”！
既然译名如此，那么整个译文的质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对此，该书评指出：如果
孤立地看，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与译者们的头衔、学位、以及大学和出版社
的显赫名声相比，“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那么，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该书评认为，一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一些
必要的文史哲等基础课程被迫压缩，结果连一些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的学术功底都变得
浮浅了；二是因为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浮躁”，为了早日评上高级职称，有些人匆忙
拼凑学术专著，或者勉强充当书籍主编；三是出版社与编辑缺乏对有关学术领域的深
刻了解，加上没有专家把关，因此无法判断其专业书籍的学术价值。
显然，这种浮躁和浮浅的毛病，不仅将给知识界造成“学术灾难”，而且也将给后代
遗留大量的“文字垃圾”。因此，该书评在最后沉痛地指出：“恕我直言，此次‘门
修斯’一事，实为学术界之一大问题。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恶
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到那
时，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大摆地走进象牙之塔。诚如
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泉’。”
如果读者认为，这个例子不过是个别学者、个别大学和个别出版社的一个“偶然”过
失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则说明并非如此。
二、 粗制滥造编“教程”
最近我在新华书店购买了1998年10月由中国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的红旗出版社编译的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之一的《金融管理》，发现了更加严重的问
题。
当然，在外表上是看不出问题的，因为这套书设计新颖、包装精美，纸张高级。而
且，“前言”首先引用了两行黑体字：“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说明了哈
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并注明“摘自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接着介绍
了哈佛的光荣历史：培育了6个总统、30多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及众多的成功的管
理者。然后，郑重说明：编译这套教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许多学子向往哈
佛”的愿望，而且是为了满足要被分流的“广大行政干部开拓新天地”的愿望、以及
“一切渴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读者们的愿望。
但是，读后才发现，该书内容与上述承诺截然相反：它不仅大量抄袭“台湾教材”，
而且，由于时间过于匆忙，以至于连必要的“改头换面”都没来得及。
比如，在第3页就漏出了“马脚”：“本岛银行及外商银行……互相拆借以1个营业日
为原则，100万元新台币为单位……此外，美国尚有地方债券，但台湾为集中支付，政
府举债亦采取集中制。……本节所介绍的台湾货币市场则以狭义的货币为主。”请
看，这就是“哈佛教程”吗？
又如，“纽约之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原设在华府的《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无
形中形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王座，复以美元价值稳定，银行体系健全，故其信誉声腾
国际”。（17页）诸如此类的“台式”国语，几乎比比皆是。
退一步说，即使有些“抄袭”，如果能给读者抄来一点“新鲜”东西，倒也罢了。但
是，遗憾的是，该书的资料几乎全是“旧货“。比如，“依照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
发展年报》……1988年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毛额在9000美元”（252页）。实
际上，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香港与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已
经分别达到了22990美元和26730美元。
另外，还有30年前的“老古董”：“截止1967年度，开发协会共对38个国家和地区贷放
开放资金16亿余美元，其中已动用部分为10亿余美元。”（265页）
那么，为什么如此明显的错误，编译者都没有看出来呢？答案很简单，过于浮躁，没
有时间。据“前言”介绍，编译者们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的短短一年里，先后推
出了8册《哈佛商学院MBA教程系列》（红旗出版社）、4卷《哈佛MBA经理手册》
（企业管理出版社）、以及这套12册的《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即使按
照每册（卷）300页20万字的保守数字计算的话，总数也有7200页480万字。真不知这是
想做学问，还是想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
当然，如果这又是少数人和出版社的“偶然”过失的话，那么，确实也不值得小题大
做。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它不是“少数人的过失”，
而是一种“集体的失职”。从该书“后记”得知：编译人员一共21人，而且全书得到
了中山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的“指
导”、并得到了国务院综合研究开发院（深圳）CDI出版策划中心等专家的“支持”
（有关人名从略），等等。
因此，坦率地说，这套教程的出版，不仅砸了哈佛大学的牌子、砸了中山大学的牌
子、砸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牌子、砸了国务院综合研究开发院的牌子、砸了红旗出
版社的牌子，而且也砸了中国知识界的牌子。更加令人忧虑的是，谬种流传、误人子
弟。
三、 一哄而起炒“知识”
对于上述事例，如果有些读者继续认为，从事“翻译”或“编译”的学者们容易出问
题，而那些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就不会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再举一个典型例
子。
众所周知，从去年开始，在理论、出版和新闻等部门的带动下，几乎整个知识界都掀
起了炒做“知识经济”的热潮。参与者除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以外，还有不少著名“权
威”，迄今为止仅专著就不下十几本，至于文章就更是不计其数了。他们的理论观点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其显著特点是电脑、网
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这
些国家正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与此相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停留在以
农业和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社会，主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
济发展，结果，不仅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而且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城市拥挤等严
重问题。因此，他们的结论和建议是，为了跟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化、克服传统经济
的弊病，中国也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当然，应当肯定的是，从借鉴美国经验、介绍理论动态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
一些专家学者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和适度宣传，不仅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必不可
少的。但是，整个知识界都像“炒”股票那样炒“知识经济”，显然是不正常的。
另外，如果各级政府也闻风而动的话，那么势必出现以下结果：比如，在政府预算
中，大量削减对农业和工业的财政支出，同时急剧增加对高新技术的资金投入；或者
在工业布局上，放弃发展传统产业的原定计划，同时纷纷兴建“电子城”或“高新技
术开发区”；或者在科技项目的安排上，减少对那些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课题或经费，同时增加那些与之不太相关的课题或经费；或者在学校教育中，减
少一些专业课程及其招生人数，同时增加另一些专业课程及其招生人数；等等。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想把“知识经济”从一个动人口号变为一个实际行动的话，
它意味着经济发展计划需要重新制订、国民经济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物质和人力资源
需要重新配置。而且，它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将会出现混乱、经济资源将会出现浪费。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需要那些热心“炒做”的专家给予更加冷静的思考和更
加严密的论证的、然而恰恰也是他们谈论的最少和最浮浅的。
幸好，从去年底、特别是今年初以来，知识界已经有所反思，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表
示了不同意见。比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指出：目前中国应当脚踏实地地发展现代
农业和基础产业，不能盲目片面地追求信息产业。他警告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不被这些清谈的作家所蒙蔽和误导。”（1998年12月25日《现代经济报》）
经济学家樊纲则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的阶段可以缩短，但是不能跳跃，中国必须补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课，而不能“坐在草棚里玩电脑”。（1月28日《亚太经济时报》）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指出：根据对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以及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来
计算，美国属于“科技强国”，日英德法属于“科技大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
斯、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属于“中等科技大国”，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属于“科技发
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科技欠发达国家”。（《中国乡镇企业报》2月5
日）
虽然许多读者未必能够马上转过弯来，但是如果把这些见解与去年看到的那些文章书
籍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哪种观点符合中国实际，而哪种观点脱离中国实际；哪种
学风老实、认真和严肃，而哪种学风浮躁、浮浅和浮夸；哪种建议有利于中国经济发
展，而哪种建议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其实，从历史根源上看，中国知识界的“3F现象”并非始于今日：不论50年代后期的
“大跃进”，还是70年代后期的“洋跃进”，总是有许多专家学者一哄而起，或者引
经据典、或者出谋划策；等到国民经济出现危机之后，他们又都一哄而散，几乎从来
无人公开站出来对自己的理论或建议表示羞愧，更不用说勇于承担责任了。因此，去
年对“知识经济”的热烈“炒作”，不过是中国知识界学风长期不正的一个最新例子
罢了。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的落后或政策的失败，归结为
领袖人物的错误或者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固然不错，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恐怕也
应当承认，它们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界学风不正的必然产物。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
不会有正确的政策，也不会有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结果；然而，要有正确的理论，首
先要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学风。另外，正如“大跃进”和“文革”等许多事
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当一个民族头脑“发热”的时候，如果知识界能够保持头脑“冷
静”，那么，这个民族也会很快清醒、改正错误，反之，如果知识界也头脑“发
热”、甚至火上加油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很可能会更加狂热、甚至会被引向危机的深
渊。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一些典型事例表明，中国知识界确实存在学风不正的问题，而且
有所蔓延，因此需要进行批评和改正。因为只有这样，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专家学
者才会越来越多，浮躁、浮浅和浮夸的“3F现象”才会越来越少，中国知识界对社会
发展的贡献才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