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芳澤綿長的歷史，沒有積澱豐厚的傳統，然而，香港科技大學卻以噴薄的活力和凌厲的銳氣，在建校10年間一舉“躥升”為世界名校。這不僅是中國高教界絕無僅有的孤例，也是世界大學發展史上罕有其匹的創舉。

　　當科大實驗室里的最新成果接踵鳴世，所研製的當今最小的納米碳管被485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選為2000年全球十大科技突破之一，低頻噪聲全反射材料被美國科學界列進2000年十大物理及天文新發明；當科大工商管理學院作為亞洲唯一入選者被權威的《金融時報》排進世界前50名，並認定其學生的國際經驗全球第一，而美國評價機構又宣布這裡的會計學研究世界第一……人們不能不對這所年輕的大學刮目相看了。科大在世界高校之林中後來居上的地位，是靠着不爭的實力和過硬的成果贏得的。

　　“得盡天時，占盡地利，享盡人和”；“沒有老本，沒有包袱，沒有束縛”。不少論者都試圖詮釋“科大現象”的奧秘。而“以人為本，因人成事，事在人為”，則更被科大創校者視為諸多成功因素的核心與主線。

　　這是一座由100％“海歸派”博士留學生開辦的英語授課大學。首任校長、理論物理學家吳家瑋便是第一個入主美國重點大學的華人———前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現任校長朱經武則是世界超導物理的開拓者、當年和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美國休斯敦超導研究中心主任。至於副校長和各院、系主任也全是英名灌耳、魁群冠倫的大師級人物：華人中的首位美國總統科學顧問王佑曾；擁有美國科學院、工程院、中國科學院、台灣中央研究院和香港科學院“五料院士”頭銜的張立綱……他們的聯翩而至印證了一流之善吸引一流之善的“雪球效應”，形成了科大人才的群體優勢和共生關係。這些卓然成家的領軍人物又用各自多年的顯赫聲望和豐富經驗，使科大一起步便“高唱入雲”，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認的學術地位，並由此補救了建校歷史的短暫和文化積累的不足。

　　為了網羅世界級的人才，科大發生了太多動人的故事：校長親自萬里翱翔，6天飛到9處禮聘高賢；副校長“三顧茅廬”，務求請來的教授個個勝過自己。學校上下皆知的座右銘是：“延聘第一流的人才並使他們愉快。”這和劍橋大學桑格斯所說的“把最好的人才請來，隨他們做什麼事情”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選對了，一切就都對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確選人的“副產品”。

　　當然，科大創校正值香港回歸大局已定。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並看準了這個報效祖國、一展所學的難得機遇，則是大批海外華人學者成群結隊、相率來歸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原因。

　　創建一所“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這是科大10年間始終清晰無誤、宗奉不渝的辦學理念。“世界級”意味着處處用世界眼光、世界標準自我定位，志在和世界名校平起平坐，絕不以 “本地化”、“區域化”作繭自縛。“研究型”則意味着講授知識以外，還要讓自己的實驗室成為人類新知識的重要產地。實踐證明，研究是提高教學的基礎，也是服務社會的源泉。陳介中教授作為中國863計劃項目的首席科學家，主持了珠江口岸的南海水域環境監測系統；顧鈞教授作為中國973計劃項目的首席科學家，領導了計算理論及基礎算法研究……都是將“研究、教學和應用”一爐共冶的成功範例。它獨領風騷，為香港帶來了世界主流的大學理念，也提高了香港高等教育整體的研究實力、競爭意識和學術地位。

　　一所好大學對於一個城市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當香港這座國際性商業都會正在摘掉“文化沙漠”帽子時，科大的崛起無疑從整體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相，成為四海矚目的香港城市之光。在時變局新、充滿挑戰的今天，香港最根本的短缺仍然是知識的短缺，香港面臨的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還要靠知識解決。而大學作為科學的“大本營”和“人才庫”，又將成為香港向知識型社會轉化的重要支點和有力槓桿。香港怎能不對地位非凡的科大寄予更多的厚望！

　　中國內地的大學喊出“創建世界第一流大學”。而教育改革不能先在試管燒杯里進行後再來推廣。現在很好，我們自己正有一所按歐美一流大學的辦學規則和主流理念建立起來的香港科大，並且已經辦了十年。它並沒有在中國這塊特殊的地緣和文化結合部“越淮為枳”，而是掛滿累累碩果。難怪孔憲鐸副校長新作《我的科大十年》一問世便不脛而走，讓內地不少校長們都掩卷感慨說“新一時耳目，開多年茅塞”了。

　　看到香港科大和北京大學、深圳市政府共同興辦的深港產學研基地和醫學中心蓬勃發展，看到內地報考香港科大的學生逐年激增，的確讓人欣慰和鼓舞。這也暗示了香港科大下一個10 年發展的端倪。不管從什麼意義上說，香港科大作為一塊“天造地設”的“試驗田”，值得我們共同呵護和備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