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向内看——20世纪80年代眼光 　　

　　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人口袋里大多不超过100美元，他们白手起家经历了谋生的种种艰辛。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任何亲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不多的穷学生，留学生的生活压力是相当大的。

　　很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在美国又经历了“洋插队”，同样的艰苦卓绝，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环境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农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然；而“洋插队”的环境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最大的压力是如何生存。精力、体力和生存智慧在经历了极大的考验之后发挥到极限，因为浸着汗水的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学生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多年后，当这批留学生的求学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了房子和汽车，稳稳地过上了“中产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回国后忽然发现：他们掌握着先进的技术，拥有令国内人艳羡的收入，住着花园洋房开着好车，可是“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这是困惑着许多海外归国者的问题。国内主流社会发展得太快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国他们也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于是，游离于两个主流社会之外的“留学生圈子”，彼此成了价值参照系。当他们回国后与国内的主流社会相融合的时候，“跟不上潮流”的症结就在于：他们彼此印证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20世纪80年代，对很多事物的观察视角都是“20世纪80年代眼光”，所以感觉不适应是难免的，不过一旦真正回国，经过一段调试和磨合，这种“小误差”很快就找齐了。

　　1992年获得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的刘驰说，他回国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两眼一摸黑，经历了一个补课阶段，逐渐打开市场。

　　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理解中国市场。一位哈佛MBA、曾任职麦肯锡的王先生从硅谷回来后任职国内某公司CEO，他的业余生活封闭在欧美同学会中，从不深入接近中国市场，面对民营企业客户，常常成了自己发挥口才的讲演场，MBA术语使他成为客户敬而远之的角色。最近因为业务不佳，他又回到了美国。

　　国外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直来直去，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呆了十几年之后渐渐已经适应这种简单生活。问题是在他们删繁就简了之后，回到国内对那些言辞背后微妙的潜台词感觉难以捉摸。当绕弯子已经变成一种迂回战术的时候，不适应这种“国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一位做风险投资的海外学子曾经与人探讨：“在中国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在狡诈有余而诚信不足的商业运作中，如何来应对由于缺乏商业道德而带来的风险？如果昔日的同学、朋友都能设下陷阱，那么一旦对人性估计不足故乡也有可能变成商战中的“滑铁卢”。

　　一位从硅谷回来的留美博士，见识了国内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后，先是兴奋了一阵子，而后便感到“太闹”。“在美国我们过的是一种很平静的日子，工作之余与家人、孩子共享天伦，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国内几乎天天有人请吃饭，而且我周围好像每一个人都有饭局，给家人留下的空间很小，时间久了就觉得不适应”。工作留学论坛

　　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大部分留学生如今大都稳稳地跨入中产阶级：房子、车子、稳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适的生活空间。一旦决定回国，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从头再来。如果说当初出国是第一次创业的话，那么回国则是第二次创业。尽管有很多人在物质与精神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但还是有一些意志坚定者选择放弃：“当年我们到美国时是一无所有，现在也别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东西。”

　　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顾茂众，回国创业已经半年了。圣诞节前夕他匆匆赶回美国，因为妻子和12岁的女儿在等着他回家过节。“其实原本我不必这么急的，可是上次感恩节的时候我离开在美国的家，女儿呆在楼上没有下来送我。她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关系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里不高兴。这一幕我总是记挂在心里，所以圣诞节前我一定要赶回去”。像顾茂众这样妻子、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来创业的“模式”，在海外学子中屡见不鲜。“一般来说，女人对美国的物质生活更留恋，她们更愿意留在美国，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如果回国的话教育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家庭模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位回国创业的留学生这样说。

　　许多留学归国人员的子女都出生在国外，是母语为英语的所谓ABC（AMERICANBORNCHINESE），虽然他们大都听得懂汉语，但对汉字的书写和中国文化则知之甚少，回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继续教育问题。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为此建立了留学人员子女教育基地，他们与清华大学附中和附小合办了留学归国人员子女教育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归国人员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些孩子在外国人眼中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又是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英语表达比汉语更流利。他们在外国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国数学却跟不上同年级组的教学；在中国受了一段教育，回到美国又不适应。所以，很多留学生子女干脆就和妈妈留在了美国，让爸爸做“空中飞人”吧。

　　■国人：向外看——各个都是精英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北京秀水东街的美国大使馆门外，每一个工作日都是人头攒动，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有人去排队。一边排着队，人们还一边切磋着如何应对签证官“移民倾向”的疑虑。我曾经也是排队中人，当时心里就产生过疑问：怎么出国的什么人都有？到了美国一看，华人世界更是鱼龙混杂，干什么的都有。如今回国了，“各个都是精英”吗？中国有句俗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绝对化，“各个都是活雷锋”已经成为一句戏言，为什么还要相信“各个都是精英”？一位归国者一语破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说到‘鱼龙混杂’的时候，肯定是鱼多，龙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科技”成了一种现代迷信，跟“纳米洗衣粉”、“纳米水”一样。国内企业与海外归国创业人员谈项目时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是高科技吗？”什么服饰一旦成了时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适合自己；“高科技”一旦成了时髦词汇，很多人也只重外表，不重内容了。“高科技”和普通科技一样，都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检验，一般说来，高科技项目同时也是高风险项目，就好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是贴个标签就赚钱。

　　“在国外年薪10万美元”，听到这话，很多人直觉的反应是：乘以8，相当于80万元人民币。真的是“乘8”这么简单吗？实际上在国外公司能拿到这个水平的年薪的人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到国内要拿到80万元人民币却是很难的一件事。原因何在？一位归国者说：“问题就出在这种简单的换算公式上：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说，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强，8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远高于10万美元。而且，在国内拿80万元的人，绝对处在社会的上层，自我感觉会非常好。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场和企业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国硅谷工作的海外学人算了一笔帐：在美国每年拿10万美元，可是到了国内，每年拿到30万元人民币就已经不错了，换算一下，就是80万跟30万的差别。“可是我认为这是不能比的，那个10万跟这个30万意义不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现很大的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公司今年利润10万，明年也差不多还是10万，发展了五年、十年下来，利润还是差不多。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今年是5万，明年可能是10万，后年可能是20万、30万。当然，也可能一无所获，回国创业的风险就在这里。我回国是追求一种极限的感觉，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这一点，那时候就会后悔了”。

　　“洋博士”、“老外”，这些称呼本身就昭示着国人崇洋心理与狭隘自尊的矛盾。有人说，将来外国人到中国来打工也算“外来人口”，很多人听了很是受用，因为现如今的“外来人口”与外地人、打工仔几乎就是同义词。北京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什么时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么时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线。客观地评价事物本身，对有上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

　　学界新贵里“土博”、“洋博”的区分，如果只是头衔上的差别，也许并没有让人那么不平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50万年薪聘专家，中选的当然是“洋博”。如今大学教授们虽然是时价日涨，但能拿到10万年薪的，恐怕除了“长江学者”还是屈指可数，更别说50万了。如今“土博”们毕业后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庙容不下“大和尚”，在国内“塔尖”上的感觉是“高处不胜寒”。那么“洋博”呢？其实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相当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创业。在谈到留学人员归国是否会抢夺国内人才的饭碗时，北京大学的一位负责人说，在北大，其实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长，科研教学互相补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留学潮”，20年来长盛不衰。曾经有人感叹“北大”、“清华”成了美国大学的预科班，但是随着大批海外学子归国潮的到来，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成了中国人才的培训基地”呢？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发展与完善，自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一位在美国生活了13年的留学生说：“我永远改变不了我皮肤的颜色，也永远改变不了身为中国人的事实，即使我已经拿了‘绿卡’，或者加入了美国籍。”

　　归国人才的一个很现实的担心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学历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时甚至还更难找。在硅谷，由于专业分工非常细，许多经理或工程师只能胜任生产链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国公司往往只要求总体方案，结果专业分工很细的硅谷人才回国后发现孤立无援，或者一位专才被任命为技术总监或CEO负责整个生产链，结果大多不能胜任。

　　招到一个“洋博”，挂起来当招牌。听他的？不知道怎么听。没有的时候想有，有了之后却不知道怎么用，叶公好龙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叶公好龙倒也无所谓；如果是身居要职、处于领导阶层的官员，叶公好龙则危害不浅。

　　一位归国者说，他听国内的一些官员讲话，除了套话之外，听不出哪一个是关键词。也许“务虚”也算是一种中国国情吧，问题是这种风气已经从官场蔓延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经常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之后还振振有词。美国发展得快，关键在于务实。海外学子带回来的，无论是很好的想法还是已经成型的样板，或者成功的经验，遭遇“务虚”之后，就全部泡汤。务实与务虚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壕沟，令很多缺乏心理准备的人纷纷落马。一位回国工作已经10年并取得了骄人业绩的留美博士说：“在中国，要想做事情就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排除体制造成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我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务实，要从细处做起，细微之处见功夫，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