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暑假，哈佛大学修改了招生要求：申请2015年秋季入读哈佛的学生，虽然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提交两门SAT-II 考试，但这个要求将“不再是必须的”。按照哈佛官方措辞，该项修改将“尤其”有助于那些有困难支付考试报名费的弱势群体。这是哈佛大学近年来再次降低录取学生的硬性指标；2010年，哈佛已经将对SAT-II 的要求，从三门降到两门。鉴于哈佛在美国大学的领袖地位，哈佛修改招生规则，实际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名校将愈来愈重视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录取标准愈趋弹性。与此呼应，著名的小型文理学院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去年开始，干脆连SAT也不强求。

对重视招生硬性指标的泛中国家庭，这不是一个好的苗头。但还有更糟的，一方面，名校招生标准更有弹性，另一方面，硬性指标对华裔子弟和中国学生将更难。明年起，SAT考试内容将大幅调整，其中之一是剔除目前阅读部分的生僻同义词考试，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那么生僻的多义词在特定上下文的词义。学术界已有定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记单词的单个同义词和反义词方面，不亚于美国本土学生，但要掌握多义词不太常用的词义，则明显不如美国本土学生。新SAT将冲击死记硬背的应试式学习方法，有利于那些英文原作阅读量大、阅读面广、成长过程英语环境好的学生，显然不利于华裔新移民子弟，尤其在国内完成小学后才进入美国的学生。

如果把这些发展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Hernandez提出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SCA-5），虽然推不下去，但反映了亚裔和其它族裔在争夺教育资源方面，暗潮汹涌，不乏短兵相接。去年，战火甚至延伸到高中名校，包括史蒂文森高中在内的几所纽约特殊才华高中成为标靶：纽约市长和有色民权人士，对这几所高中在招生过程中一直实行的入学考试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在这些高中，亚裔学生占了大多数。

长期以来，华裔子弟在分享美国名校教育资源方面，一直处于有利境况。以占美国人口6%之比例，亚裔学生占了哈佛学生的20%，在其它常春藤学校也占近15%；当中，华裔子弟又占很大比例。目前，华人的状况很像100年前的犹太人。

说到犹太人，不能不提很多人熟悉的三本书。

2005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戈登（Daniel Golden）出版了《录取的代价》 (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他引用普林斯顿大学三位研究人员刚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出亚裔学生要获得名校同样的录取机会，SAT-I要高出50分。在耶鲁大学，亚裔入学新生的SAT -I平均成绩比白人新生高40分左右，后者又比非裔和西语裔新生高100至120分。在这本书里，他揭露了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运作，指责名校在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并将亚裔学生比作当年被排斥的犹太人。 2012年底，《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发行人乌兹（Ron Unz）发表长文“美国精英制度的神话”，继承戈登的观点，并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分析，直指名校招生对亚裔设置「玻璃天花板」，同样将亚裔比作当年的犹太人。

那么，当年的犹太人又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

2005年，伯克利加大社会学家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出版一本书《幸运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不欲人知的招生历史》 ，对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过去105年间的招生历史做了分析研究。按照他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初，这三所大学还是以考试做为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在1920年代，犹太学生大量涌入引起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家族的排斥。为了确保来自这些家族的生源，也为了保障自己的招生权力不会因为考试被破解而丧失，名校曾经考虑过采用配额制，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但社会舆论争议很大。当时的哈佛校长罗维尔（A. Lawrence Lowell）及其同事引入一个新的招生标准，即学生的性情品格（character ）。有了这个弹性指标，招生官员可以借口性情不合而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确保对每一届学生的组成有绝对控制。这个弹性指标也被其它名校采纳，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具体内涵有所改变。

几十年后，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但这次的角色之一却是华人。

目前，整个泛华人圈对美国名校的热忱空前绝后。从1980 年代开始，大陆学生和学者大量移民美国，这些专业人士的子女，不少已经进入或正准备进入名校。近几年兴起的大陆投资移民，不少是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从2007年开始，美国私立高中接纳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其中部分学生非常优秀。同时，越来越多的大陆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这又引发出两个现象：一是大陆高中纷纷办国际班或国际学校，有的课程设置专门瞄准美国大学的升学要求，甚至围绕SAT考试，从中国应试教育变成美国应试教育。二是大量培训机构和专家出现，传授破解SAT等考试秘诀。结果是，中国学生的SAT成绩近几年突飞猛进。虽然大陆学生和小留学生属于国际生，并不和美国学生竞争，但也出现一些新移民子女，他们在美国上着免费的公立学校，一到暑假，美国同学做义工和社会活动，他们却回到国内，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他们虽然用英语写一篇短文都困难，但TOEFL和SAT成绩却愈刷愈高。还有更远的，一些中国妈妈到美国分娩，胎教已经启动，孩子不少以后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征服”哈佛普林斯顿。这些事，美国的邻居、美国高中的老师，都看在眼里。

不管什么理由，对大多数在美国勤勤恳恳生活工作、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华人家庭，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更大的教育利益。这方面，犹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但哪个犹太人的做法？犹太这个民族，既出了马克思和列宁，也出了脸书的扎克伯格和谷歌的佩奇和布林，更不用说爱因斯坦了。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忽左忽右，就是被犹太人牵着鼻子走的历史。 在争取华人子弟名校教育机会方面，华人应该还是先跟着马克思列宁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吗？

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犹太人，源于自己族裔历史的悲情意识和人文情怀，对哈佛等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特殊运作和给亚裔设置配额的指责，从社会正义和监督的角度，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坦率说，他们对哈佛等名校的指责是不公平的；而且，虽然他们希望名校给予平民子弟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往往最容易误导平民子弟的心理人格，妨碍他们向上流动的努力。

评论哈佛等名校，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在不断变幻充满竞争的社会，一个再大的私立机构，如果不小心经营，也会垮掉；这点，只要回顾一下近二十年一些大科技公司的兴衰就知道了。私立名校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社会和校友的捐赠和支持；它们的管理由校董事会主导，而董事会成员都是那些对学校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士或家族；学校必然要尊重这些核心家族的利益，回报那些对学校作出重要贡献的家庭。作为私立机构，它们这样做，别人实在不应过分苛责。这三位作者都将就读名校当着改进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大利益（stake），但哈佛等的stake又在哪里？

正因为财力充实，哈佛等名校得以能够实行一些非常理念的社会职责，能够不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择优录取学生，对贫民子弟免除学费，提供各种名目的奖学金。这点，戈登显然意识到了，并在书中专门用最后一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利益交换的捐赠，名校如何维持目前的运作？他提出了一些设想，但太理想主义；他将一所很特殊的加州理工学院作为其它名校应该学习的样板，反映了他对文理综合性大学管理运作的复杂性缺乏深度的把握。

平民子弟，尤其那些天资极佳的学生，因为所处环境，往往对社会公平特别敏感。接触负面信息时，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形成愤世嫉俗的心理，影响他们以后事业的发展，这点，做父母的或许应该警惕。

战后犹太裔学生不再受美国名校歧视的原因，不是采取极端的斗争措施赢得的；相反，这个族裔出钱出力、实实在在渗透进入了美国名校的运行，他们甚至自己创办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大波士顿地区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当时想把它办成犹太人的哈佛。可以这么概括，犹太人的成功，两个原因：在舆论层面，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操作层面，他们握住了财务命根子。

关于哈佛等名校给亚裔设置隐性配额的争论，值得华人深思：为什么犹太裔不再受配额限制？除了财力上影响名校，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哈佛、耶鲁等名校对自己的定位，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的未来领袖。一个人群里，不管什么行业，能当领袖的，只能是少数人。一个族裔，如果影响力无法超越自己的族裔界限，那么，它能创造的领袖位置就只能那么多。犹太移民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把美国当着自己的家园在经营，建立了自己的软硬实力，影响到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犹太民族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孤立族裔了。

或许，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务实和进取，才最值得华裔社区借鉴。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可以预料，华人会在哈佛等名校逐渐赢得更多说话的实力，但只有整个华裔社区把美国当着自己真正的家，承担义务和责任，尊重诚信，华裔子弟才会普遍获益。否则，华人实业家即使向名校捐赠了再多的钱，也找不到足够数量可以提携可以信任的后生晚辈、并且最终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哈佛虽然不断修改招生规则，但它一直没有修改它的招生原则：即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社会的栋梁，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做人做事做出来的，人品情商胸怀更重要。对天赋优秀的华裔子弟，要培养积极正面的心态，关心公益，学会“吃亏”，懂得感恩。哈佛不是完美的，但哈佛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理念的一所大学，培养了众多富有理想的社会精英，包括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指责哈佛的意见领袖，也全部是哈佛的毕业生。

原发于2014年8月31日《世界周刊》，重新发布，略作补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