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暑假，哈佛大學修改了招生要求：申請2015年秋季入讀哈佛的學生，雖然正常情況下還是要提交兩門SAT-II 考試，但這個要求將“不再是必須的”。按照哈佛官方措辭，該項修改將“尤其”有助於那些有困難支付考試報名費的弱勢群體。這是哈佛大學近年來再次降低錄取學生的硬性指標；2010年，哈佛已經將對SAT-II 的要求，從三門降到兩門。鑑於哈佛在美國大學的領袖地位，哈佛修改招生規則，實際代表了一個發展趨勢：即名校將愈來愈重視申請學生的綜合素質，錄取標準愈趨彈性。與此呼應，著名的小型文理學院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 ），去年開始，乾脆連SAT也不強求。

對重視招生硬性指標的泛中國家庭，這不是一個好的苗頭。但還有更糟的，一方面，名校招生標準更有彈性，另一方面，硬性指標對華裔子弟和中國學生將更難。明年起，SAT考試內容將大幅調整，其中之一是剔除目前閱讀部分的生僻同義詞考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那麼生僻的多義詞在特定上下文的詞義。學術界已有定論，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在記單詞的單個同義詞和反義詞方面，不亞於美國本土學生，但要掌握多義詞不太常用的詞義，則明顯不如美國本土學生。新SAT將衝擊死記硬背的應試式學習方法，有利於那些英文原作閱讀量大、閱讀面廣、成長過程英語環境好的學生，顯然不利於華裔新移民子弟，尤其在國內完成小學後才進入美國的學生。

如果把這些發展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下，就不難理解了。Hernandez提出第五號加州憲法修正案（SCA-5），雖然推不下去，但反映了亞裔和其它族裔在爭奪教育資源方面，暗潮洶湧，不乏短兵相接。去年，戰火甚至延伸到高中名校，包括史蒂文森高中在內的幾所紐約特殊才華高中成為標靶：紐約市長和有色民權人士，對這幾所高中在招生過程中一直實行的入學考試制度，提出了挑戰；而在這些高中，亞裔學生占了大多數。

長期以來，華裔子弟在分享美國名校教育資源方面，一直處於有利境況。以占美國人口6%之比例，亞裔學生占了哈佛學生的20%，在其它常春藤學校也占近15%；當中，華裔子弟又占很大比例。目前，華人的狀況很像100年前的猶太人。

說到猶太人，不能不提很多人熟悉的三本書。

2005年，“華爾街日報”記者戈登（Daniel Golden）出版了《錄取的代價》 (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書。他引用普林斯頓大學三位研究人員剛發表的研究結果，指出亞裔學生要獲得名校同樣的錄取機會，SAT-I要高出50分。在耶魯大學，亞裔入學新生的SAT -I平均成績比白人新生高40分左右，後者又比非裔和西語裔新生高100至120分。在這本書裡，他揭露了名校在招生過程中的一些特殊運作，指責名校在錄取過程中“歧視亞裔”，並將亞裔學生比作當年被排斥的猶太人。 2012年底，《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發行人烏茲（Ron Unz）發表長文“美國精英制度的神話”，繼承戈登的觀點，並提供更為詳實的數據分析，直指名校招生對亞裔設置「玻璃天花板」，同樣將亞裔比作當年的猶太人。

那麼，當年的猶太人又有過什麼樣的遭遇呢？

2005年，伯克利加大社會學家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出版一本書《幸運兒：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不欲人知的招生歷史》 ，對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在過去105年間的招生歷史做了分析研究。按照他的說法，一直到上世紀初，這三所大學還是以考試做為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但在1920年代，猶太學生大量湧入引起東北部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精英家族的排斥。為了確保來自這些家族的生源，也為了保障自己的招生權力不會因為考試被破解而喪失，名校曾經考慮過採用配額制，限制猶太學生的人數，但社會輿論爭議很大。當時的哈佛校長羅維爾（A. Lawrence Lowell）及其同事引入一個新的招生標準，即學生的性情品格（character ）。有了這個彈性指標，招生官員可以藉口性情不合而將猶太學生拒之門外，確保對每一屆學生的組成有絕對控制。這個彈性指標也被其它名校採納，一直延續至今，雖然具體內涵有所改變。

幾十年後，歷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但這次的角色之一卻是華人。

目前，整個泛華人圈對美國名校的熱忱空前絕後。從1980 年代開始，大陸學生和學者大量移民美國，這些專業人士的子女，不少已經進入或正準備進入名校。近幾年興起的大陸投資移民，不少是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從2007年開始，美國私立高中接納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其中部分學生非常優秀。同時，越來越多的大陸高中生申請美國大學，這又引發出兩個現象：一是大陸高中紛紛辦國際班或國際學校，有的課程設置專門瞄準美國大學的升學要求，甚至圍繞SAT考試，從中國應試教育變成美國應試教育。二是大量培訓機構和專家出現，傳授破解SAT等考試秘訣。結果是，中國學生的SAT成績近幾年突飛猛進。雖然大陸學生和小留學生屬於國際生，並不和美國學生競爭，但也出現一些新移民子女，他們在美國上着免費的公立學校，一到暑假，美國同學做義工和社會活動，他們卻回到國內，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他們雖然用英語寫一篇短文都困難，但TOEFL和SAT成績卻愈刷愈高。還有更遠的，一些中國媽媽到美國分娩，胎教已經啟動，孩子不少以後要捲土重來，有的還要“征服”哈佛普林斯頓。這些事，美國的鄰居、美國高中的老師，都看在眼裡。

不管什麼理由，對大多數在美國勤勤懇懇生活工作、對美國社會做出貢獻的華人家庭，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子女爭取更大的教育利益。這方面，猶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但哪個猶太人的做法？猶太這個民族，既出了馬克思和列寧，也出了臉書的扎克伯格和谷歌的佩奇和布林，更不用說愛因斯坦了。中國的一部近現代史，忽左忽右，就是被猶太人牽着鼻子走的歷史。 在爭取華人子弟名校教育機會方面，華人應該還是先跟着馬克思列寧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嗎？

戈登、烏茲和卡拉貝爾這三位猶太人，源於自己族裔歷史的悲情意識和人文情懷，對哈佛等名校在招生過程中的特殊運作和給亞裔設置配額的指責，從社會正義和監督的角度，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坦率說，他們對哈佛等名校的指責是不公平的；而且，雖然他們希望名校給予平民子弟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事實上，他們的觀點往往最容易誤導平民子弟的心理人格，妨礙他們向上流動的努力。

評論哈佛等名校，一個不能迴避的基本事實是，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都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在不斷變幻充滿競爭的社會，一個再大的私立機構，如果不小心經營，也會垮掉；這點，只要回顧一下近二十年一些大科技公司的興衰就知道了。私立名校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社會和校友的捐贈和支持；它們的管理由校董事會主導，而董事會成員都是那些對學校生存發展至關重要的人士或家族；學校必然要尊重這些核心家族的利益，回報那些對學校作出重要貢獻的家庭。作為私立機構，它們這樣做，別人實在不應過分苛責。這三位作者都將就讀名校當着改進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重大利益（stake），但哈佛等的stake又在哪裡？

正因為財力充實，哈佛等名校得以能夠實行一些非常理念的社會職責，能夠不考慮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擇優錄取學生，對貧民子弟免除學費，提供各種名目的獎學金。這點，戈登顯然意識到了，並在書中專門用最後一章，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利益交換的捐贈，名校如何維持目前的運作？他提出了一些設想，但太理想主義；他將一所很特殊的加州理工學院作為其它名校應該學習的樣板，反映了他對文理綜合性大學管理運作的複雜性缺乏深度的把握。

平民子弟，尤其那些天資極佳的學生，因為所處環境，往往對社會公平特別敏感。接觸負面信息時，如果引導不當，很容易形成憤世嫉俗的心理，影響他們以後事業的發展，這點，做父母的或許應該警惕。

戰後猶太裔學生不再受美國名校歧視的原因，不是採取極端的鬥爭措施贏得的；相反，這個族裔出錢出力、實實在在滲透進入了美國名校的運行，他們甚至自己創辦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大波士頓地區的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當時想把它辦成猶太人的哈佛。可以這麼概括，猶太人的成功，兩個原因：在輿論層面，他們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在操作層面，他們握住了財務命根子。

關於哈佛等名校給亞裔設置隱性配額的爭論，值得華人深思：為什麼猶太裔不再受配額限制？除了財力上影響名校，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哈佛、耶魯等名校對自己的定位，是培養社會各行各業的未來領袖。一個人群里，不管什麼行業，能當領袖的，只能是少數人。一個族裔，如果影響力無法超越自己的族裔界限，那麼，它能創造的領袖位置就只能那麼多。猶太移民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把美國當着自己的家園在經營，建立了自己的軟硬實力，影響到美國各個社會階層。猶太民族已經不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孤立族裔了。

或許，猶太移民在美國的務實和進取，才最值得華裔社區借鑑。隨着大陸經濟的崛起，可以預料，華人會在哈佛等名校逐漸贏得更多說話的實力，但只有整個華裔社區把美國當着自己真正的家，承擔義務和責任，尊重誠信，華裔子弟才會普遍獲益。否則，華人實業家即使向名校捐贈了再多的錢，也找不到足夠數量可以提攜可以信任的後生晚輩、並且最終通過他們影響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哈佛雖然不斷修改招生規則，但它一直沒有修改它的招生原則：即培養未來的社會領袖。社會的棟梁，不是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做人做事做出來的，人品情商胸懷更重要。對天賦優秀的華裔子弟，要培養積極正面的心態，關心公益，學會“吃虧”，懂得感恩。哈佛不是完美的，但哈佛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理念的一所大學，培養了眾多富有理想的社會精英，包括戈登、烏茲和卡拉貝爾這三位指責哈佛的意見領袖，也全部是哈佛的畢業生。

原發於2014年8月31日《世界周刊》，重新發布，略作補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