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样修理“二亿婚礼”的物俗文化

提示：拙文把“二亿婚礼”只是作为社会现象，不是针对当事人，更无意评说当事人的自由，而是解释社会该如何地看待这种现象，以及由此将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清晨醒来，翻看到朋友一贴《屠呦呦的半个客厅与黄晓明的2亿婚礼》，本来空白的脑子就有了七上八下的不解：如果用社会价值来衡量，这种落差确实不公，可如果对此谴责，那按劳分配还怎么坚持，个人的自由还怎么保证？

我想到了钱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面，想到了美国当年的困境。

在手里有了几个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的瞬间，我们人人都会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无所不能的兴奋，假借上帝之手，翻出几起云雨之乱，号称前无古人；动用魔鬼之身，包养几个良家妇女，美誉扩大就业；珠光闪身挥金如土，醉生梦死以为腾飞人生；银装金饰砸钱显阔，赫人笑死以为锦绣美好。从土豪们“百辆婚车”到文化人“二亿婚礼”，兴奋了我们，其实，也难为了我们，并非我们的一定自愿，实乃当下社会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想想，这种以为发了财就可以随意妄为，有了钱就可以不顾一切的追捧赞赏，实乃是物俗文化。说是“文化”，因为这种要求成了当下的群体心理追求；叫做“物俗”，因为它忘掉了与动物不同的人类，与兽性不同的人性，与生存不同的生活，与含义不同的意义。

若人从未入世，天地间无所善恶；若世间无意义而言，无所谓丑恶还是美好；心若无情绝望，则现实阴暗，但心若有情期望，则现实明媚；心若嫉妒怨恨，则世间险恶，但心若珍惜宽宏，则世间美好。那么，生命中的什么差别导致了年轮意义的善恶、美丑之别，难道在财富的使用里不包含这对社会的奉献吗？

这种“物俗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美国也发生过，最典型的就是在1880年代的工业强进时期，两极分化、贫富加大，甚至有钱的人肆意挥霍浪费，一场舞会在当时就要36万美元。并且也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超屌理论家”，认为“有钱人怎样花钱是人家的自由，社会就是优胜劣汰”，大肆宣扬斯宾塞的社会生物学观点。美国当年面临的如同我们现在的困境一样: 如果不让有钱的人自由地消费，那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怎样地坚持？可是，如果人都是这样自私的来生活，那社会不也就必然地没了人而成了真正的动物的丛林世界了吗？这和“动物”确实没有根本区别。这可能就是当下我们精英们所以喜欢用“阴谋论”释放心中不忿的理由。

可是，如果没有超过“动物”，那我们这个人类怎么能有诸多的发明创造不说，怎么能在经济中实行公平原则、怎么能在企业内部进行相互尊重，怎么能在社会中彼此关爱、捐赠救助、领养奉献，怎么能在人生中追寻美好呢？

其实，美国的问题很直接：有钱就可以想咋地就咋地吗？

美国当时不仅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推崇。当时美国站起来一些思想家们如沃德、乔治、贝米拉、詹姆士等人起来揭露，他们反驳了那种“适者生存”、“致富必然牺牲人性”、“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论证了社会良心道德和公正心理在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价值根据，呼吁政府和社会采取扶贫措施帮助穷人。特别是从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多重关系性上，论证了经济作为人的社会活动与动物的捕食行为的差别，使美国发生了社会良心反省的运动。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沃德。 沃德于1883年撰写了长达1400页的《动态社会学》，批评和揭露了斯宾塞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和社会学家，他把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观点用于社会生活，认为生存竞争是天经地义的，“适者生存”是人类进步的原则，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他声称国家政府如果为贫穷者来干预经济运行，势必阻碍社会的发展。从1851年他出版《社会静力学》到1903年逝世，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已销售了几十万多册。不仅腰缠万贯的新富阶层给自己的巨大财富找到了理论根据，对其大力宣扬，就是靠工资收入的教授、牧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也为斯宾塞的思想所吸引。在这帮“吃着白食”的学人们看来，新贵阶层的出现和贫富两极的分化都是平等竞争的自然产物，自然淘汰就是要从人群中挑出有能力的精英。这些精英的工资优厚，生活富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连一向主持公正的最高法院也改变了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理论符合美国的道德标准，甚至把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解释为对企业法人利益的保护，宣称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是违宪的。

就是在这样理论跑偏的情况下，沃德站出来，对斯宾塞及精英们的“丛林规则”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还原了人的本性。首先，他指出人与动物是不同的。熊有利爪，而人有智慧。达尔文的定律只支配着前者，不适合后者，因为人用智慧改造了经济环境。人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用智慧来挑选自然而不是靠自然来选择。其次，他指出正因为人可以挑选，社会才能够减少自然竞争的浪费和破坏，才能高于动物界，而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再次，他提出政府干预和管理的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以加强对人的培养和关照，从而真正发展人的社会。由此，沃德成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乔治于1879年写了《进步与贫困》，对土地投机、垄断与贫困进行了揭露，“财富都是劳动在土地上创造出来的，资本不过是劳动成本的剩余价值”。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所以会造成贫富的巨大差别，既是分配不均也是投机行为所致。他预见 “只要现代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只是为个人积累巨大财产，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那么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也难以持久。”他明确要求，政府必须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干预和管理，否则的话，“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倒立起来”。乔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了《回顾》。此书所以称名为“回顾”，是在于作者用倒述的手法，从公元2000年的集体化社会回顾到19世纪80年代蒙昧时期。他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即劳动者担负社会全部的担子，还得忍饥挨饿，而富有的阶级游手好闲却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个个肠肥脑满，珠光宝气。贝拉米指出十九世纪纯粹是竞争、自私和“适者生存”的年代。这些本能的表现必然被20世纪的国有化、联合化所取代，美国会变成一个合作式联邦，一切按劳分配，个人富裕取代了社会贫困，每个人都有职业，尽可能照顾到个人的选择和才能。贝拉米的设想虽然涂上了不少理想的色彩，但终归他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良心要求。贝拉米也成为美国著名的政治文学家。

詹姆士于1880年发表了《心理学原理》、1897年发表了《信仰意志》、此后又发表了《对人类本性的研究》等著作，分析和解释了人与动物不同的内心世界和冲突，从而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活是不能等同于生物活动、不能用生物学来解答的。他还特别指出了人所以同动物不一样，根本上是人有宗教信仰的“超越性价值”。人的这种巨大潜能尚待开发，只有很少一部分为人所利用。这个超信仰的东西会帮人们变得更丰富和美好。詹姆士也成为美国著名的哲学和心理学家。

沃德是从社会学、乔治是从经济学家、贝拉米是从政治文学、詹姆士是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共同揭露了“丛林规则”的片面性、非人性。理论上的批评唤醒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们的社会良心。1886年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发表长篇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封建家庭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残酷性，而且讽刺宗教的虚伪愚昧，主张不分种族人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1893年又发表《傻瓜威尔逊》，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了投机、拜金狂热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1890年里斯发表了揭露贫民窟的《其他一半人怎样生活》，轰动全国。同年，麦卡里斯特发表了《我所发现的社会》，对纽约社会名流的奢侈生活作了揭露，其中提到一场舞会竟耗费36万多美元。1896年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豪厄尔斯对贫民窟作了形象地描述，“一旦身临其境，臭气扑鼻而来，历历在目的是疲尽的母亲，肮脏的婴儿，丑巫的老妇，颓塌的姑娘。”1881年亨利•詹姆士发表了《贵妇人的画像》、1903年又发表了《大使们》，都揭露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扰和奸诈。1900年西奥多•德莱赛发表了《嘉莉妹妹》。它通过描写一位农村姑娘进城谋生，被迫沦为酒店老板的情妇，以及后来又成为走红的名演员的悲惨遭遇和心灵痛苦情形，更加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非人性现象。

这种对“物俗文化”的批判揭露，最后变成了“社会进步运动”，从而导致了美国二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三十年代的社会福利保证制度的形成，二战后的平权运动的兴起。 中国要往前走，不仅要批评这种“物俗文化”，而且必须唤起社会各阶层的良心反省。

附：《屠呦呦的半个客厅与黄晓明的2亿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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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中军

201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