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一、二年的功夫，之于毕生从事某一课题的专家来说，只是乐在其中的瞬间。然而，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源流》和在台湾出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却在海峡两岸冷寂的学术类书籍市场中得到热情回报，这对于涉史不深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鼓舞的。

批评意见主要是关于我采用的方法，即以比较语言来达成对人类迁徙的认识。这种批评的根据可以总结为：语言是用文字记载的，而汉语则是用图形构造的汉字记载的，它们是表义而不表音的，每一个汉字在各个时代的读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汉字记载的语音数据，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须逐字逐代地辨认其读音。而这样的工作已经为古代训诂家和西方汉学家完成了。

一位语言学者建议我常备一本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说：“大多数汉字的上古和中古读音及其转换规则都可以在里面查出来。对这些读音的理解不是靠现代方言能够取代的。历史语言学就像文科里面的理科，自有其严格的科研规范，音转规则就像数学公式，其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言外之意是：一切汉字语音的“正确”结论已由前人缔造完毕；新的努力就只能产生“谬误”了。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规范”，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科学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锢，而这种意识却是要固化人们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学的敌人，不幸它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主流是从“迷古”转为“崇洋”。如果后者是采用西学方法也好，不幸的是大部分人只接受西方人的个别结论；而一旦接受了它们，又企图把它们固化起来。

上一世纪，由于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应用，汉语语源学（如“汉藏语系理论”）就很有斩获。但对汉字古代读音的研究，如高本汉对汉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构拟，只是将中古韵书作的拉丁化注音和有限程度的猜拟反推，他自己在《汉文典》的新版导言中说 “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上抛弃了传统的解释，引入了新见解”。因此，外国人高本汉的思想不断在“吐故纳新”，中国人却要将他奉若“生而知一切”的神灵。

就本书讨论得最多的族名“女直”、“女真”而言，蒙古语和女真语将它们读作“主儿扯”、“朱里真”，这表明“女”字除读nü 音外，还读与“主”、“朱”相谐的ju音；但《汉文典》中“女”字的“两古音”只是nio/niwo而已。

在《汉文典》的导言中，高本汉认为“女”的ju音“实为“汝”的假借”，这显然倒置了“女”和“汝”的本末，“汝”的ju音借自“女”字的ju音，才是合理的结论。然 而，在正文中高本汉又只将“汝”字拟为nio/nziwo（n、z均为卷舌音，此处无法标出），“汝”字的ju音也被他舍弃了。因此，按他自己的逻辑，“女”字就没有读ju的依托了。

再如，他还将“黑”字的“两古音”构为xmək/xək，其中xmək显然是为“墨”字的读音mək（即mo）打的埋伏，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有此亦云；如果能认识蒙古语和突厥语的hala/kara是汉语“黑”字的语源，他们都绝不会作此“复辅音xm”之误拟的。高本汉和王力都没有能够更自觉地从汉语汉字的循环“内训”中走出来，或者还没有能够找到更合理的非汉语“外训”坐标。

而一旦认识了“女”字的ju音，以及ju/qu间的清浊转化，〈五帝本纪〉中的姓氏“娵訾”，西域地名“龟兹”、“屈支”，当然都是“女直”；而匈牙利姓氏Gyurgyi/Gyurcsany（gy读j；cs读ch），俄文族名Чудь/Чудьн，无疑也是“女直/女真”了。二十世纪不乏利用粤话、闽语、朝鲜语、越南语、日本语对北方汉语进行比较研究的高明先例，而蒙古语、女真语、俄语、匈牙利语对“女直”、“女真”的叫法，为什么就不能是“女”字读ju的实证呢？

又如，匈奴王号“单于”俗读chan-yu，而《汉文典》和《同源字典》都正确地给出了“单”的古代读音tan。我略有区别地认为“单”是读da的，因为“单于”应是蒙古语“酋长”一字dar-ga的近音。而基于《汉书·匈奴传》“单于广大之貌也”的说法，“单于”也须与蒙古语“广阔”一字del-ger音近。

然而，《汉文典》给出“单”字的七个出处：

《诗》俾尔单厚；

《礼》岁既单矣，世妇卒嚣；

《书》乃单文祖德；

《左》单毙其死；

《礼》鬼神之祭单席；

《诗》其军三单；

《书》明清于单辞。

无一能成为“单”字不读chan的理据，它们统统都是“单”的“诗经字源”，而不是它的“诗经音源”。因此，尽管西人高本汉和国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可能是伟大的，但远非是完备的，后人还大有进一步改良的空间。

夷狄语言却能用来“外训”古代“单”字是读da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沃沮还属乐浪……在单单大领之东（应为‘之西’）”，有人以为“大领”是“大山”、“大岭”之误。其实，“大领”是《金国语解》说的“忒邻，海也”，或蒙古语“大海的”一字dalain。而“单单大领”就是“鞑靼海”（今“日本海”），陈寿显然不知道“单单大领”的意思，但把它的读音准确地记下来了，这就使我们今天还能识别“单单”就是“鞑靼”。这就是“单”字读da的一个古代证据，也是我们颠覆“单于读chan-yu”的一个支点。

显然，高本汉也意识到《诗经》并不是最古的汉字字源，因此他还尽力列举了许多甲骨文字。他把它们罗列在《汉文典》中，然而又只把它们当做“意符”，那是不能解决任何汉字读音的问题的。我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的〈前言〉中说：

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而司马迁还遇到过个更古老的语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我以为“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是“前汉语”或“非汉语”时代的著作，它很可能是用楔型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的考古发现近年已经开始出现。它记载的上古中原的语言，应即是今世北方民族语言的祖先。

二十世纪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读，中国史学的实证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鸟夷”的同时，也认识到商族与东北“鸟图腾”民族的关联，从而把历史人类学推进到几乎破局的边缘，然而他们未能竟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未能进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实证领域；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原地区还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代”。

顾颉刚是一个有大胆思想的先进人物，但他依然因循传统观念来点校《史记》。以〈秦本纪〉说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为例，“邽”、“冀”既为戎狄，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双音节的戎狄族名，而非要将它们断成两个单音节的族名“邽”和“冀”呢？而这样的断点远非只此一例。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此中“邽”、“冀”两字依然连用，为什么它们一定要纠缠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郑”就是“突厥-n”；而“小虢”则是与人名“少昊”相关的族名，也就是该传记载的族名“烧何”，或是流徙到欧洲的匈牙利姓氏Sáhó（音xia-ho，匈牙利语s读x，sz读s）等等。

顾颉刚以“疑古”成名，其实那并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书”而已，即质疑成书的时代或作者的真伪，但这之于中国人愚昧的“敬书”传统，却很有叛逆的意义。“怀疑”是“实证”的动力，而“疑书”也推动了“证史”的热情。今天，李学勤的工作大都是“证史”，顾先生生前很器重这位弟子辈的李先生。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却以为“证史”的后进是反对“疑古”的先圣的大逆不道了。

科学是知识的进化系统，即基于一些认识背景和方法，不断达成新的认识，并成为新学科和新手段的生长点。传统学术只求“知”不求“识”，既不清理，也不外延，于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钻在垃圾里“掏来掏去”，“倒来倒去”或“叨来叨去”的人，就是所谓“朽儒”了。现代出现了几个比较杰出的人才，一些比较象样的成果；立刻就会有一些人将他们捧为“圣贤”，把他们的成果固化起来，从而让学术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当家学问，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俘虏，本书是为涉及中国人类源头的史学实证化作的一个努力。几年前，新西兰曾经发生过一场小小的“名利”之争，某大学的一些分子生物学家采用基因手段证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缘关联，而该校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则声称，他们早在许多年前就预言过这个结论。我真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功能。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原为北京中华书局柴剑虹教授集辑的“世界汉学论丛”的一部，我把它改写成许多篇通俗文章，大多被《历史月刊》录用发表，原任社长虞炳昌先生建议我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新任社长东年先生主持“历史智库”出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当我向东年先生提出再出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繁体本时，东年先生又一口答应了。

五年前，虞炳昌先生曾经希望我能编一部“北方民族族名大谱”，为后人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提供便捷的工具，我当时是很畏难的，但一直留心着这件事情，本书最后一篇〈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即是献给虞炳昌先生的，他和东年先生对我的厚爱，令我此生难忘。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