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16號，我在哈佛大學燕京學會工作坊作了關於“東西哲學的現狀和未來”的演講，會後有在場報社記者採訪了幾位發言人。下面是根據記憶整理我自己的談話，因沒有徵求報社出版者同意，所以隱去名字，避免首發版權問題。

記者：看到大家很感興趣董先生講的內容，還有人完會後詢問購書事宜，首先祝賀董先生演講成功！

董：謝謝。

記者：董先生的書“論範例”出版以來，在華裔圈子和外國人中有許多人知道嗎？

董：自從“論範例”三年前出版以來，我主要在網上進行了宣傳和討論。最近在YOUTUBE上作了些錄像，自己也前後送出一些電子版。雖然幾年過去了，我的感覺在中國人圈子知道的人還很少，在外國人中也是如此。

記者：那您認為是什麼問題影響傳播呢？

董：我過去幾年來一直以為是中文的語言問題。我覺得在中國人的圈子裡的主要問題是很少有人懂西方哲學，尤其是系統地懂西方哲學的人幾乎沒有。沒有對西方哲學的系統了解是不會讀懂我的書的。去年秋季以來我有逐漸錄了英文的講解，也寫了幾十頁的資料。並且通過申請基金翻譯，申請大學哲學職務徵求專業人士認真研究，申請講學等多種辦法，試圖使西方專業哲學人士引起共鳴，但結果和在中國人圈子幾乎一樣，甚至更糟糕，沒有什麼反映。我才明白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內容的問題。

記者：您可以具體說說在內容上有什麼障礙呢？

董：我覺得主要是西方哲學的難度太高，比如羅素承認的到頂峰的難度，黑格爾的思想。很多人自認為熟悉黑氏，但其實不是真懂。我將黑格爾比作“哥倫布的航行”，我的“範例系統”比作“麥哲倫”的航行。黑認為自己的系統是集以前所以哲學成就之大成，包含一切。所以他死時還認為沒有人真正懂他的體系。我也是這樣看我的“範例哲學”。我確信，不懂黑氏是無法明白範例哲學的。

記者：據我所知，每種哲學理論都是基礎，都會產生一些對實際問題的新想法。我們談談您對中國政治的看法好嗎？

董：我試試看。

記者：中國人，尤其是海外的中國人，比較關心的問題是共產黨什麼時候倒台的問題。您怎麼看？

 董：我不會算命，不能說出準確的時間。但我可以說一點根據：不到中國經濟到了民怨載道，中產階級和下層紛紛破產，大規模的人才會走上街，共產黨才可能會倒掉。

記者：那為什麼中國不會像東歐國家二十多年前共產黨倒台前的情況出現呢？

董：好問題。這就是我對中國民族性的認識了。簡單地說，根據我的思想，中國人是“感性民族”，是“肚子指揮腦袋”；而西方民族，包括東歐國家，是“理性民族”，是按照原則或認識變化而行動。這是一切外國的東西進入到中國“變質”的原因：“中國特色”。

記者：按照您的看法，如果中國經濟恐慌出現了，你認為中國的民主道路是和平漸進的嗎？還是必然血腥的革命又會出現？

董：我認為會是後者。因為感性的集體，如同感性的個人一樣。個人發脾氣會摔東西，怒髮衝冠。集體也是一樣，必然會走極端。東歐國家的那種民主漸進過程，需要理性的民眾。中國人作為集體不具有這種理性的素質。

記者：不想耽誤您太多時間，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您認為如果中國民主過程帶來了革命或動亂，那您看在幾十年內的以後會怎麼樣？

董：我認為革命的結果是分裂和混戰。因為中國不可能再有毛澤東那樣的強人出現，也不可能有理性的民眾像美國當年那樣很快形成民主的政府。感性的集體，如同感性的個人，是無法遇料行為的。如同我們無法預料一個被捉姦在床的“小三”會當場如何表現一樣。

記者：謝謝董先生的時間。

董：不客氣，也謝謝你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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