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奎恩的修正看哲学对语言的需求

——兼回Hare

语言的本质功能到底是不是指代呢？

如果一定要这样肯定的话，那么，这个“指代”是在命题里就能确定的，还是需要在语言的整体里验证的？整体性验证这个指代的意义，是在单一指代分句里逻辑实证还原的，还是需要在语言主体当下多种关联的情境中实现的？

美国也有一哲学兄弟对逻辑实证做过修正，叫奎因，早先对罗素很崇拜。后来到欧洲还结识了石里克、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是，他慢慢地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怀疑。再后来，他就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

从奎因的分析中，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启示。

奎因的批评，主要抓住了逻辑实证的两个弱点: “一个立论是相信分析真理或以那些独立于事实的意义为根据的真理，与综合真理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另一个是还原论，即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

对于第一个立论，奎因指出了分析命题的根据不充分，由此把分析命题同综合命题对立起来的根据，也就不充分。

逻辑实证的做法，首先是把命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即逻辑真理；另一类是综合命题，即非逻辑真理。例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没有结婚”，就是分析命题； “所有的单身汉都是不快乐的”，就是综合命题。当然， 逻辑实证也经常做另外一些的区别，比如，分析命题由定义判断真伪、真伪只依赖命题内名词的意义、意义的真伪只由语言的使用习惯来判断的等等理解，宽泛了早先的康德的规定。但是，根据意义的指代不同，分析命题就是凭借自身的意义为真，而综合命题则是依其相关于世界的意义为真。

依据意义指代的层面差别来做区分，不仅会造成同义反复，而且最终区分的根据是不充分的。例如，对于“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过婚的”这个命题，如果把单身汉换成“没有结过婚的男人”，就成了“没有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是结过婚的。”这就成了同语反复。非逻辑真理变成逻辑真理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同义词。而在奎因看来，同义词是不能相互下定义的，因为同一词自身没有下定义的根据。即使可以从辞典中找到词义，但编辞典的人也是根据经验把他相信的事实记录下来的。这说明逻辑真理即分析命题归根到底也是来自经验。所以，分析命题是站不住脚的。由此，逻辑实证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绝对对立”的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奎因的贡献是破解了语言与事实的简单指代关系，认为首先语言和事实是分不开的。语言是以体验为前提的，分析命题是以综合命题为基础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相互依赖性与区分的相对程度，要由获得经验的范围大小来决定。因此，“要划分一条分界线的想法，只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其实，这样的人为地分类与分开的做法，都是为了某种认知、表述的确立，都是以假定很多经验条件不变为前提的。

对于第二个立论，奎因指出了逻辑还原论忽视了科学知识的整体性理解。逻辑实证把命题的对立、专注意义的分析破解求证证伪的过程，实际是把知识还原为一个个孤立的命题、孤立的原子，而这一个个命题只有被经验所验证，才有意义的真伪理解，其实是具有极大主观性的。奎因就此提出，我们不能把科学知识看成是一个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一个整体。有经验意义的知识单元，不是一个个的单独命题，而是整个科学。所有的科学构成一个体系。只有整个命题的体系，才是能被经验所验证的。因此，他强调这种验证应该是整体上的验证，不是一两次个别的验证，因为理论具有整体性，而感觉、经验具有主观性、私人性等等。

奎因反对还原论，主张整体性验证的实质是不能把语言的简单指代，就当成语言的本质，这里隐藏着诸多的语言与世界的联系。

首先，他认为应将观察句直接与当下的感官刺激相联系。观察句和其他语句一样，都是关于物理对象的语句。观察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与感官刺激的因果联系最为直接，可以在主体间清楚明白的场合下通过实指法而领会，例如，“外面的花开了”、“这个屋子有几张桌子”、“这些菜都黄了”等这样的句子，其真值都是随场合而变化的语句。这里就将简单的指代关系，复杂成了语境关系。

其次，他认为应将观察句与所谓的观察直言句相联系。观察直言句是指由两个观察句通过“不论何时”联结而成的永恒句，即真值与场合无关的语句，比如“无论何时太阳初升的时候，鸟儿就歌唱”、“无论何时哪里有烟，哪里就有火”、“无论何时如果这是雪，那么这雪就是白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经验定律。显然，观察直言句可以被当下的感官刺激所引发的观察句直接确认或反驳。这里就将简单的经验指代，引申到了使用语言主体的当下情景关系。

再次，他认为应将观察直言句与科学中的其他语句联系起来。非观察直言句一般并不直接蕴含观察直言句，而只有足够大的一个语句系统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被蕴含的观察直言句被确认了，那么，参与蕴含的所有语句也得到了间接的确认；如果被蕴含的观察直言句被反驳了，那么，参与蕴含的语句组也间接地被反驳了，但具体要放弃或修改其中的哪些语句，我们仍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

由此，这种关于蕴含观察直言句的往往不是单个的语句，而是一个充分大的语句系统的理解，将让我们看到了逻辑实证对命题的简单分类、还原论对语言的简单指代、以及对意义的简单证伪等等，其实都是事先假定了一些前提系条件的。所以，逻辑实证中的所谓的真理性、自明性、可证性、有效性等等，在单一、孤立地还原框架里，其实都是很不确定的。

由此，奎因提出，检验一种理论、哲学学说是不是有意义的标准，不在于它能不能被简单的经验所证实或证伪，而在于它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用处如何。有用，就有意义；没用，就无意义。例如，当看到红花、红布、红房子时，认为红的性质是客观实在，而具体的花、布、房是不实在的，这就是唯心主义；相反，认为红的性质是不实在的，而具体的花、布、房是实在的，这就是唯物主义；如果认为两者都是实在的，这就是二元论。而这三种看法哪一种有意义，是真理，这就看它们在解释经验的问题中谁最方便有用了。

其实，命题、指代的意义不仅与当下主体的多种关系的情景有关，甚至与主体的目的性、功用性分不开。

这里奎因的看法虽有实用主义之嫌，但是，他却向我们提醒，命题不能被简单的分类，不能被视为绝对的对立，验证不能依据语词、语句、甚至句组的简单地指代关系，必须依据语句与感官刺激的场合相联系，必须将经验的语句与当下的主体情境相联系，必须把语句放进语言世界的体系里，与科学中的其他语句联系起来，甚至必须放在与人的目的性相通的关系里，才有可能确定的证伪。

我所以在Hare的“2可言之物一定是指代功能的运用”之后，反思：“指代只是言的一种形式功能，被指代的也是物的一种性质”，在“3指代功能是语言的本质”之后，反思：“指代作为言的本质，只是在语言的含义层面，而非其他的层面。这是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差别”，也是想指出Hare对语言本性有可能抽象化了。

如果说伽达默尔侧重语言的本体性，那么奎因似乎则重了语言的主体性。不论我怎样地断章取义，他们二人都是在语言的世界意义上来释义的。所以，他们没有不可用语言来描述的绝对，也就没有不可解释的命题、意义及其实体。

我所以欣赏这两位哲人的思考，在于这里涉及到了命题、指代及其意义必然涉及语言的主体性，而语言的如何主体化是内含着一定的作为生活主体的人的必然性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就完全同意他们的理解，或者认为世界就是语言的，就是整体的多种情景关系，而是想提醒，如果范例哲学的“绝对”与这种必然性无关，那么，范例哲学在建构世界的基本层面，就缺少了足够的必然性。就是说，如果“绝对”不与人的主体性发生关系，范例哲学怎么能必然地导出人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必然性呢？黑格尔当年不满意康德的难道不包括这一点吗？

应该承认，范例哲学关于“绝对”的规定，吸取了康德的教训，发挥了黑格尔的思考优势，有益于对哲学构建世界的基础性思考，例如，Hare写到“范例的本体绝对范畴，体现在范例现象思在的表述之中是，思维。思 维的本质上，分享本体的绝对部分。思维的绝对性质，与本体的绝对性质唯一的区别 在于，思维的绝对性被“个体化”了。对范例本体的绝对范畴的认识，来源 于对思维本质的发现。即是，从个体思维的绝对性，上溯到范例本体的绝对背景”（见《论范例》第945-946节，第285页）等等论述，是相当的精彩，特别是这个把绝对性联系到“个体化”的思考，很有启发性的。

但是，这个本体的绝对，若不能与人的语言相通，甚至都不可被人的语言描述的话，那么，思维的本质是怎样分享着本体的绝对？本体的绝对又是怎样被思维“个体化”了呢？个体思维的绝对性，又是怎样必然地上溯到范例本体的绝对背景呢？仅仅靠纯粹悟性，没有前后的不断集成，没有左右的共域生成，这个绝对怎么可以具有被思维在时间上分享的历史必然性？怎么可以充满具有被思维在空间上展示的多样必然性？

康德忽视了前一种必然性，黑格尔忽视了后一种必然性。

思维不是消极地分享着绝对的，她也生产着绝对；个体不是被动地消化着绝对的，他也创造着绝对。她与他之所以能这样的根据之一，就是她们拥有着动物没有的共生语言。当然，语言的共生同时就是以吃喝拉撒睡的生活共生为逻辑前提的。

由此，任何哲学的绝对，如果想要拥有现实的活力，不仅要与人相通，而且必须与人的本能欲望相通。

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安博的“自然属性”、“天性”的理解，这不只是道德之根，也是哲学之根。我所以在Hare的“人是混合物之母”后，写下“反思：作为“之母”，这个“人”不仅需要自然的规定，而且需要社会、历史的规定，还需要心灵自我的规定。这是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等人相互补充的”的话，因为在我看来，不仅黑格尔的“绝对”忽视了个体的这个“天性”，马克思的“规律”也有类似的忽视。

由此，任何哲学的绝对，如果想要展示完满的必然，不仅要与语言、艺术、信仰等等相通，而且必须自觉地把他们当作宝贝儿女来真爱，不能简单地当成自己实现防老养老的手段、工具，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努力、梦想创造着母亲的本质存在。没有儿女，就不会有哲学意义的母亲。

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嘎拉哈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指的是一种最高精神人格”。我认为有启发的，原因是这个“绝对”如果不与人相通，就不会成真正的绝对，一方面不与作为高于动物的类的我们相通，这个绝对就会是无美的情欲；另一方面不与作为个体的你我他相通，就会走向无情的意志。

Hare的范例哲学对“绝对”的兴趣和论述，虽然对我们反思“难得糊涂”的文化传统有益处，但是，隔绝了语言，不与人相通的绝对，也一定会忽视中华文化中的博大精深，例如道法的自然精神，儒释的人伦善修等等，仍旧不能让我们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心理模板里与“君君臣臣子子”的功利等级中走出来。

我想，如果当年康德能亲身感受本能欲望的力量及快乐，可能那个与世隔绝的“自在之物”就会进入人的“自为之物”；如果当年黑格尔能领会打鱼者没鱼吃的气愤首先不是道德缘由，可能那个“绝对精神”就会融入不杀犹太人的“自我之物”。

如果范例哲学不仅能从语言、科学、道德、宗教中、从人的生活中找到绝对，而且能从个性的表现形式里，例如从达芬奇、贝利尼等的独特画面上、迈克杰克逊的回头转身时、嘎嘎夫人的裸露挣脱中，找到生活的“绝对”，那么，这样的绝对才能为我们的中华文化复兴提供心理的必然性。

由此，我感觉，Hare需要在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方面是范例的“绝对”至少需要接受语言的描述，否则，这个“绝对”就不是生活世界真正的绝对，因为，它缺失了人的一种现实本性，缺少了生产并实现着人性的一种存在；另一方面是语言本身不仅能够描述“绝对”，而且能够生产并实现着绝对的意义，否则，这个语言就不是人真正的活生生的语言，因为，它缺失了人的一种现实魅力，缺少了产生相互理解及其意义的发生方式。

吸收活生生的性质，哲学的“绝对”才能把语言收归自身，人才能把意义实现出来。作为世界的主体，人才有产生高级范例、从而到达悟性认识的内在必然性根据。

我设想，如果Hare能进入奎因的语言系统，能从科学的整体性的语境上来再思考绝对，以及范例的诸范畴，结合其纯粹悟性的合作，可能到达绝对认识的推导过程，就会充满足够的、丰富的必然性了。

希望范例哲学的研究能更深入，继续给我们、给更多的网友们展示更多的思维生活的必然性。

魏中军

2016.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