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與科學無關——兼論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

江曉原

《周易》對中國的科學技術有何影響、《周易》本身是不是科學、《周易》中有沒有科學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如果就事論事或意氣用事地討論，往往難以深入。鄙意以為，這些問題如果置於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爭論背景之下來思考，或許會得到一些新的理解。

關於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在20世紀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國學者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當然是沒有科學的。例如，1915年任鴻雋在《科學》創刊號上發表《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1922年馮友蘭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上用英文發表《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楨發表《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意見都相同的。

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定義問題。在本世紀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國為什麼無科學這一問題的人士心目中，“科學”的定義是相當明確而一致的：“科學”是指在近代歐洲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機構組織、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上述諸人不約而同都使用這一定義。這個定義實在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大家心裡都明白科學確實是西方來的。事實上，在中國的傳統語彙中，甚至就根本沒有“科學”這樣一個詞。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卻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了──因為許多學者極力主張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於是“有”、“無”兩派，各逞利辯，倒是使得關於這一問題的思考深度和廣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拙著《天學真原》出版後，逐漸被“無”派當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時拿它向“有”派揮舞──因為此書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論證了中國古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這被認為在客觀上從一個學科為“無”派提供了證據，並且還提供了新的論證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論證“也有許多高招”：

比如，先改變科學的定義，把科學定義成一種中國古代存在着的東西(至少是他們認為存在着的)，然後斷言中國古代有科學。誰都知道，只要在合適的定義之下，結論當然可以要什麼有什麼，只是這樣做在實際上已經轉換了論題，爭論就沒有意義了。

又如，因為“無”派通常認為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於是“有”派就試圖論證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學，比如論證古希臘也不存在科學的源頭，因此要麼古代中國西方半斤八兩，大家都沒有科學；要麼就允許使用極為寬泛的定義──這樣就大家都有科學。

國內“有”派人士所樂意採用的科學定義，經常是寬泛得無邊無際，例如，將“科學精神”定義成簡單的“實事求是”，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這樣的“科學精神”肯定已經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都存在了幾千幾萬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裡也可以存在，這樣的“科學精神”又有多少價值呢？如果論證出中國古代已經有了這樣的“科學精神”，又能給我們增加多少榮光呢？所以採用這類寬泛無邊的定義，只能使得“科學”概念庸俗化，卻很難引導出有意義的結果。

又有些人士曾追問：如果古希臘有科學的源頭，那如何解釋直到伽利略時代之前，科學發現基本上是緩慢進行的，至少沒有以急劇增長或指數增長的形式發生，反而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這一追問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辯，似乎一棍就可將對方打悶，其實只是沒有作用的虛招，中國有一句成語“枯木逢春”──在漫長的寒冬看上去已經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綠漸生，盛夏而樹蔭如蓋，你怎麼能因為寒冬時它未出現新綠，就否認它還是原來那棵樹呢？事物的發展演變需要外界的條件，中世紀歐洲遭逢巨變，古希臘科學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條件，直等到文藝復興之後，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時。又好比長江的源頭在西部，但東流入海還要經過漫長的路程，你怎麼能要求它一下山就必須入海呢？

爭論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有着明顯的現實意義。

站在一些“有”派人士的立場上來看，一方面，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他們中有不少人總是有意無意地要將學術研究和“愛國主義”之類的非學術因素聯繫起來，試圖使自己在論戰中處於有利地位。另一方面，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還可以拓展他們的研究領域，或者使他們的某些活動更具學術色彩。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於《周易》、陰陽、五行、八卦、星占、煉丹、風水之類的方術懷有長盛不衰的熱情，他們熱切地希望為這些“東方的智慧”正名，要讓這些東西進入科學殿堂。他們相信“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類的“風水輪流轉”——相信歐美在科學技術方面引領風騷的年代就要過去了，“輪也該輪到中國了”。而“輪到”中國後中國靠什麼去引領風騷呢？他們認為就是要靠《周易》、陰陽、五行、八卦、星占、煉丹、風水之類的方術。所以他們指望的是，論證了中國古代有科學，就會比較容易為這些方術“正名”。

最後我們回到《周易》的問題上來。《周易》體系，原是中國歷代學者持續不斷地參與建構的一個數字神秘主義體系。這個體系裡當然有一些先民的哲學觀、倫理觀乃至自然觀，在中國古代也確實產生過很大影響，但它和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毫無關係。這本來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就像《花間集》、《西廂記》和現代科學毫無關係一樣明顯。

有些人總是喜歡談論《周易》和二進制數學的關係，以此作為《周易》與科學有關的重要證據，另一些學者則非常認真地搞考據功夫，力圖證明二進制數學並不是受了《周易》的啟發才產生的。在我看來這些爭論意義都不大。《周易》作為古代數字神秘主義體系，它恰好有符合二進制的地方，這並不能使它因此就具有“科學”的身價，甚至也不能使它因此就和科學聯繫起來。就像人們在鸚鵡螺的殼上發現有符合某種數學規律的曲線(自然界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並不能因此就說鸚鵡螺是“科學”，更不會說那些數學知識是受了鸚鵡螺的啟發才產生的。

至於中國科學為何落後(其實可能從來就沒有先進過，曾經先進的是技術)，當然不能歸因於一兩部古代典籍——事實上也沒有人這樣做。我倒覺得美國加州大學的Richard Baum的意見頗有參考價值，他認為文化上有五個因素造成了中國的“科學滯後”：一、傳統哲學中認識論上的形式主義；二、傳統哲學中方法論上的狹隘經驗主義；三、現代中國流行的獨斷的唯科學主義；四、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官僚主義；五、行為風格中的強制性的禮教主義。其說並不僅着眼於古代，這是他比較高明的地方。“獨斷的唯科學主義”表面上把科學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硬將《周易》攀附到科學上去之類的做法，也未嘗不是受此影響)，實際上卻是對科學有危害的。

作者簡介：

江曉原，1955年生於上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科學史系主任，人文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學天體物理出身，後投身於科學史研究，1988年在中國科學院獲科學史博士，1994年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為教授。1999年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已出版《天學真原》、《天學外史》、《歷史上的星占學》、《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劍橋插圖天文學史》、《中華科學文明史》、《江曉原自選集》、《天文西學東漸集》、《東邊日出西邊雨》等專著、譯著、文集共20餘種，還撰寫了大量隨筆、書評和雜文。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