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 )

第四十六章 少種少收

中日戰爭之後，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開始一連串野心勃勃的行動，欲對付軍力薄弱、士氣不振的中國，迫使中國向西方國家就範。他們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國大部分土地列入他們的勢力範圍，鐵路的建造權也給予外國公司。

這些充滿擴張性的行動，挑起了中國婦排外的情緒。有些中國人到處攻擊外國人，甚至揚言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有些人則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才屬明智之舉。因此，部分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發起了改革運動，推動一些頗激進的改革。不過，許多人對滿清政府已失去信心，當中國在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且接連在西方列強手下受辱，他們都極其憤慨；秘密組織紛紛成立，鼓動民眾。1895年，四川爆發了暴亂但感謝主，中國內地會同工無人喪生，部分原因是得到當地官員的保護，但差會的財物則受到很大的破壞。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華牧師（Robert Stewart）夫婦、他們的孩子和八應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被一個秘密組織的黨徒殺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認識到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護傳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們慘死於中國。

不過，在1898年夏天，中國的改革派，得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支持。光緒閱讀過不少激進的刊物，不單是中國人所寫，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動了後來稱為「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從1898年6月到9月，頒下一度度的諭旨，修改了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及一所大學，學習西方思想，並鼓勵在中國建造鐵路。

改革派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對立的保守派向頑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軟禁光緒皇帝，剝奪了他一切權力，只保留他的稱號。她還拘捕並殺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員，並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經常發生暴亂，戴德生提到當時的政治情勢，指出全面的傾復似乎已無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動鼓勵了全國的排洋情緒。由於留在內陸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敵對行動的矛頭，便指向他們。

自從「蘭茂爾號」的一伙人在1866年到達中國，三十二年以來，不論是由於意外、暴力或是旅遊，中國內地會都沒有遭受人命的喪失。戴德生為此很感謝神。財物雖有損失，傳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傷，但從未有人喪生。他的兒子和媳婦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對神有安穩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會眾僕人，尤其是在布道所中獨自工作的嬌弱女同工，她們工作的地點和其他傳教士相距甚遠」。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國，在上海住了幾個月，由於另一次病痛發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內。有一次他出外探訪皮爾遜博士（Dr A．T．Pierson），他是美國人，是位聖經教師，亦是一位作者和詩歌作家，他當時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們倒空自己，認識到沒有我們，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時，從上海寫了一封信給皮爾遜。在這段期間，他也找機會和差會中超過二百位傳教士交談。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為好轉，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慶去，那裡有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第一間布道所，建於1877年。他們是要參加華西傳教士會議。這次旅程走了數百哩，沿着長江溯流而上，開始時他們乘搭汽輪，後來改乘較原始的船隻，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進。

他們途經漢口，聽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國內地會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於西南部的貴州，同時遇難的有一位歸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這消息真使人憂傷，」戴德生寫信給范約翰說：「為道者是蒙福的，但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對於他們的朋友，卻是悲傷的事。不僅悲傷，也是一個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種試煉來考驗我們，所以我們確要重新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無疑透過更深刻的苦難，會帶來更滿溢的福杯。我們要緊靠大能的主，從他得着力量……這些試驗不會攔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這些真是先見之言。

這次宣教會議讓戴德生有機會與蓋士利，並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領袖交談。但卻要放棄探訪西部別的布道所，一方面是由於那些地區爆發暴亂，而另一方面也由於年屆六十六歲的戴德生心臟病發，幾乎喪命。珍妮日夜照顧他，信靠神必會使他康復。她獨自在一個房間中，跪在神面前安靜禱告。

「主啊，我們不能作什麼。請按他的旨意行事，為我們承擔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禱告，但當她返回他的房間時，他看着她，低聲說：「親愛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從那時起，他開始重新得力。

雖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為好轉，但他們仍決定到位於煙臺海邊的內地會健康療養院去，度過1899年的夏天。這一次，他們有機會認識那裡三所著名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他們很高興地看着小孩子們嬉戲。在奠基紀念日，他們舉行划艇、板球和網球等比賽。戴德生在當中致詞。那是一個溫暖的黃昏，他們在大學的院內舉行晚會。珍妮記得從音樂室中透出來的燈光，跟月色溶液合，美麗極了。有一位教師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出色的音樂

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長時間為「前進運動」祈禱，在禱告之餘，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時間，去計劃他們將來隱居之所。戴德生買了一塊地，就在離上海兩天航程的一個山上。他們希望在那裡築一所房子，可以遠離上海總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層有一個三面的陽台，可以觀看茂林鬱郁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廣闊平原。

雖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參加中國委員會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間召開的八次會議，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後，他和珍妮，以及兒媳戴存義夫婦，從上海坐船往美國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紐西蘭，因為答應了到那裡講道。之後，他們橫渡太平洋，到達加里福尼亞州，再乘火車到紐約去。

紐約的卡內基禮堂（Carnegie Hall）坐滿了三千五百人’正舉行1900年4月的聯合宣教大會。會場外也有大型聚會，給公眾和超過一百個宣教組織近1，900位的代表會面。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也到場歡迎參加者。

戴德生講道的主題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時，距他六十八歲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講台上，與一群在宣教工場上的傑出人士並肩而坐。他等候講道時，環顧那宏偉的演講廳——有兩層包廂和三個圓形的看台。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禱，然後拾起頭微笑。「能力是屬乎神的」，他以這句話開始了講道。

霍亨利永不會忘記那情景。「他開始講道時聲音溫柔，充滿感情。全場肅穆。台上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都伸直腰，聆聽他說的每一句話。」

戴德生繼續說：「……我們都嘗試去做，也有很多人按着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盡力去做，但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時，就有一種奇妙的能力，使我們跟保羅一樣願意受苦。我們願意認識他復活的大能（意味着「己」的死亡），並與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話是永遠真實的，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霍亨利憶述說：「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會眾的心都向主開放，心靈迫切地要成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決志奉獻自己，為主而去。」三十年過去了，霍亨利仍聽到有人對他說，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們的生命有了很大改變。

五月，戴德生從紐約到波士頓，負責主持一些聚會，同行還有皮爾遜博土，他已病癒康復。在一次聚會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斷了，重複着兩句話：「你只會信得太少，絕不會信得太多。既使我們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會背乎自己。」

皮爾遜走出來幫忙，接續戴德生主領那次聚會。他後來思想這事，說：「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詩意。這次重複說話，是戴德生崩潰的第一個徵兆；這句話反映出他對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來的宣教工作中，對同工的提醒。這實在是一句祝福的話，也是他一生分別為聖事奉的確據。」

戴德生的醫生兒子戴存義，形容他是「相當嚴重的崩潰」。在海恩波的自傳中，他說：「這次崩潰是由於他身體的耗盡，以致損害了他的記憶和精神。」美國的行程因此要縮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倫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無法再主領聚會，甚至寫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與他一起到瑞士的達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幫助他慢慢的復原。

戴德生和珍妮於1899年9月離開中國後，政治局勢變得更壞；中國被日本打敗，又被歐洲列強侵占港口，外國公司開始建造鐵路，整個中國近於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緒高漲，加上連年饑荒，局勢更不穩定。中國人對傳教土的仇視愈來愈甚，謠言滿天飛，說他們有許多殘忍和不道德的行為，破壞中國的風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裝部隊作好準備，保衛國家。由於這些部隊時常練習拳術，所以被稱作「拳民」。這些拳民以「滅洋」為口號；漸漸有許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組織勾結起來，迷信邪術，認為這些邪術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敵人子彈槍炮的傷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開始殺害基督徒，各省官員也沒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個隸屬於海外宣揚福音差會的英國傳教士被殺。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結果有幾個人受罰。然而，到了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不理會大臣的勸阻，違反她侄兒光緒皇帝的意願，發出了一道諭旨，下令殺死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人。因此，中國便成為其他所有國家的公敵。

第四十七章 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儘管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是反基督教，兼且仇洋排外，但主要受害者仍是傳教士和基督徒，困傳教土散布在中國各地，而其它人則集中在各口岸地區居住。義和團稱中國基督徒為「二毛子」，認為他們是中國國家和文化的叛徒。

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東北地區最盛，因為其它地區很多中國官員對外國人或多或少都會提供一些保護，因為他們明白中國要與西方列強較量，是非常不智的。事實上，中國政府中的溫和派都想多方設法改變朝廷發給各省的諭旨；據說他們把「遇見洋人格殺不論」的電報改成「遇見洋人一律保護」的字樣。

在義和團之亂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單在北京地區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數已在一萬五千至二萬之間。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墳墓和十七、十八世紀時耶穌會士的墓家，都被挖開，遭受凌辱。山西天主教徒被殺的，約有二千人，其中包括兩位主教和多名神甫。

甘肅省的情況，卻相當平靜，儘管官方下令傳教士離開，但他們仍然留守崗位。1900年9月，位於中國西南的雲南省，有一位旅客遇到在那裡工作的一位神甫。他連義和團暴亂的事都沒有聽聞。當他得知法國領事呼籲所有法國公民離開該區時，他拒絕撤離，說要等他的主教下令才會離開，因為他不願撇下他的群羊。

華北的暴動最厲害。那裡的基督教會只有四十多年歷史，所以受迫害的人數也較少。中國基督徒死難的人數比天主教徒要少；但基督教傳教士的死亡人數卻較多。

當北京地區處於千鈞一髮時，基督教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信徒，都跟大多數外國人一起，跑到英國公使的官邸中躲避。大約有七百多基督徒被困在那裡八星期之久。他們得着幾百名外國士兵的幫助，這些士兵是海岸交通未被切斷之前就來到北京的。最後，一支由西方國家和日本組成的強大部隊，從天津攻進北京，並占領了京城。所以，被圍困的那些基督徒中，傷亡很少

即使這樣，還是有不少中國基督徒在河北及其它地區遇難。其中保定的殘殺最凶。6月30日和7月１日兩天，有十五位來自內地會和兩名美國差會的傳教士被害。一些目擊者見到殉道者臨死時的鎮靜安詳，都深受感動。

山西有許多浸信會的信徒被殺。在蕭義，內地會有兩名女教士韋愛美（Emily Whitchurch）和史伊蒂（Edith Searell）正在禱告時被殺。八月間，汾州府有七位美國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及三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被害。

東北地區以外，傷亡最慘重的是上海南面的浙江省。消滅洋人的電報下達至浙江時，一字未易，仍是「格殺勿論」巡撫雖然略有猶豫，但還是公開發布了，稍後又立即收回。在曲縣有一名縣長，因為保護外國人而被暴民所殺。這些暴徒又繼續殘殺，共有十一位內地會成員受害。

其他省則沒有基督教傳教士遇難。他們大都聽從領事的勸告，先行到通商口岸去了。許多教會和教堂被大肆破壞，許多中國基督徒也慘遭虐待，但相比而言，流血事件並不多。

總的來說，在中國境內被屠殺的基督教傳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他們被害的子女，就有五十多名。內地會的傷亡數字，是損失了五十八位傳教士，還有二十一名傳教士子女喪生。被殺害的中國基督徒總數將近二千人。

當初，大家儘量不讓戴德生知道義和團在中國大肆殘殺的事，因他身體十分虛弱，還在瑞士的達浮斯養病。但隱瞞不了多時，他從中國發出的一系列電報中，獲悉這慘痛的消息。自從在美國出現精神崩潰以來，他的精神和體力一直不好。聽到這個消息後，他說：「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

七月時，珍妮寫了一封信到中國，信上這樣說：『我們日日夜夜想着你們，我的丈夫說：『我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我們滿有權能的天父，必按他的智慧和慈愛，幫助你們每一個人。』」月間，傳來更多的噩耗，戴德生一再受到打擊，身體衰弱之極，連在房間裡行走也得人攙扶，脈搏的跳動一分鐘只有四十次。

然而，到了十月，他已略為好轉，開始閱讀中國事件的詳細報告。一天早晨，外面下過一片大雪，滿山白皚皚的，他的媳婦樂婷跟他一起閱讀。戴德生正讀到來自山西南部的報告，獲知席勝魔在那裡為主作工，直至1896年去世。他含着眼淚告訴媳婦，他讀到韋姑娘和史姑娘的信，是她們被害前一天才寫的。

「哦，想一想，」他說：「若把這些殘害人命的暴徒，換成他的同在、他的懷抱和他的笑容，這就帶來喜悅了！」

他停了停，抑住聲音，說：「現在，他們在那裡也不會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說：『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的。』」他想到啟示錄三章4節的話。

戴德生繼續談到一批由危險地區逃出來，匯集在上海內地會的「難民」。他說要趕到他們中間去，跟他們一起。

「雖然我去了也不能做些什麼，但我知道他們愛我，如果他們能與我分嘗他們的憂傷，我只能跟他們一起哭泣；也許這樣會使一些人得點安慰。」

金樂婷對他說：「父親，沒有人能象你一樣，如此獻出憐憫之情。但您現在卻不宜長途跋涉哩！」

內地會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正道，在這次義和團屠殺事件中犧牲了。在當地指導內地會的事工，以及慰問死難者家屬的擔子，除了由副總主任范約翰承擔外，還來了一位好幫手，他就是「劍橋七傑」之一的何斯德（DixonHoSte）。他從河南來上海，準備在此度過夏天，剛碰上范約翰正需要幫助，所以便投入服務。這對於戴德生來說，是很大的安慰。因為多年來戴德生一直覺得何斯德是神安排來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戴德生認為自己離世的日子近了，就發了電報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內地會的署理總主任。

義和團事件過去後，西方國家同意中國政府賠償給各宣教差會和中國基督徒合共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最初，戴德生覺得應拒絕接受以金錢來賠償性命，但可接納為房屋和財產損失的賠償。然而跟倫敦及中國的內地會委員會協商後，決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賠償，因為他們要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以後這就成為中國內地會的方針，即使內地會所受的損失比任何團體更多，但仍堅持不變。不過，個人若想接受個人損失上的賠償，內地會也不禁止。有人抨擊內地會這項決定，但英國外交部卻批准了，而且英國駐北京的大使還私自贈給內地會一百鎊的捐款，以表讚賞和同情。

其他基督教宣教團體，很少採納內地會的方針和路線，大多贊成接受對財產損失的賠償。尼爾主教（Stephen Neill）評論說：「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戴德生比其它人更有智慧。」尼爾也提到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款，被退還作為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豁免了。

在中國義和團暴亂期間，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士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堅毅不屈，都值得我們致敬。在死亡面前，沒有一位傳教士是有意放棄信仰或信心動搖的。那時，內地會成員所寫的信件中，沒有一封流露過對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報仇的思想。

有時，只要稍微妥協，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數中國信徒也都守住他們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國官員，亦敢於違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護其屬下地區的外國人，幫助他們逃離險境。

1900年底，戴德生說：「我一直寫信給受難者的家屬，安慰他們。但希奇的是，他們竟因為同情我，而忘記了自己喪失親人的痛苦。」事實上，有三百個內地會成員因聽到他生病了，從上海寫信慰問他。他在1900年12月回信說：

「當我們把你們簽署的姓名逐個逐個讀完後，我們都感謝神，因為他還把你們留下。這是為了我們，也為了中國。我們所經受的悲慘遭遇是神所容許的，是為了他的榮耀和我們的益處。他考驗了我們和中國的弟兄姊妹後，肯定要重新打開福音的門。以後的工作環境一定會比從前更加有利。

「我們感謝神，因他踢恩給受苦的人。他信賴我們這個宣教組織，讓我們經受如此沉重的考驗。在我們內地會當中，有許多人還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還要多哩！他決不忘記我們為他受的苦。在那試煉臨到的時刻，我竟離開你們那麼遠，實在愧對你們。但施恩座離中國那麼近，照樣，離我們也是那麼近。

「當我們在內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復時，我們會發現環境改變了。可是，我們所驗證的原則，因為是建立在他永不改變的道中，故此仍舊可沿用。神要作教導，願我們一起學習神要教導我們的功課；他要借聖靈裝備我們。進一步的事奉，就是我們等候主來時，他要召我們作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