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对殷维翰先生这位“第一”的采访记录。
我一九二九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进校
后听说地质系是专门学开矿，那时我满脑子国
富民强，想搞实业救国，我就转到地质系。我
认识谢家荣是一九四二年，那时我在昆明炼铜
厂。一次，我去调查一处铝土矿，在那里碰到了
谢家荣，他也是去搞铝土调查的。从那时起，
我们就有了接触。我早就知道他，听说过他治
学为人的许多传奇式的故事。抗战胜利后，谢
家荣写信给我，邀我去南京他那里工作。一九
四六年我去了南京，成了他的下属和同事。我
越发佩服他了。他一点不俗，聪明绝顶、能博
采众长，对新思想新理论接受很快，人又开
朗，笑起来像个小孩，天真极了，笑得一点不
像大人更不像大学者，胸无城府，做什么都坦
坦荡荡，不做假。工作很认真。他喜欢的人是
工作型的，不喜欢不工作的。对人从不绷脸。
他比较信任搞技术的，总务科长这类角色也要
让技术人员干。我就被他硬拿着去当了几年总
务科长。他从不占公家的一分钱的便宜，我当
然也不占，也用不着讨好他。他文笔非常好，
又快，中外文都好，能用英、德、法文写作，
像中文一样得心应手，还能读俄文。他的文章
很有文彩。他本来是以煤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后来他在金属、非金属、石油诸领域都做
出杰出成绩，其涉足之广学识之全面，国内地
学界没有第二人。常常能提纲挈领，抓住要
害，高屋建瓴，迅速占领阵地，组织突破。我
当总务科长时，正是国民党政府给我们经费极
少的时候，我们要活下去，工作还得做好，我
们就只好拿技术拿我们全国独一份的能耐去搞
有偿服务。这就有了些钱。这钱，也给我们埋下
祸根。解放前夕，谢老组织我们把资料把设备
转移到一个美军不用了的仓库，是为新中国保
留下财产呀，也成了大祸，说我们是转移赃
物。矿测处的上司原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那时我们写资源委员会通行用英文缩写：
NRC，这三个英文字母更是遗祸不浅，说是
特务集团的代号，闹得不可开交。南京市也很
奇怪，解放后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都挖出来
了，为什么NRC这么大一个特务组织竟没查出
来？这当然是内部掌握，说我们是特务集团时
并不出示NRC三个英文字母，不然一句话就
解释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提此事。地
质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讲NRC，我们
才知道这特务组织是怎么回事；但还是不容
我们分辩，只是一个劲地追问图章是什么样，
会徽是什么样。当他们终于明白NRC是资源
委员会的英文缩写后，却一点不觉得自己有多
荒唐，反而更上一层楼，说资源委员会也是反动
的，是国民党的走狗机构。直到一九八三年，中
央下达文件，明确指出“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
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在护厂、护产、迎接解放
方面是有功的”之后，这个问题才最后厘清。
我被揪出来时就明白，他们是冲着谢家荣
先生来的。在政治上找不出谢老多少污点，就
在金钱上开刀。但谢老的名气大，又不好动
他，就想先扫外围，搞顺藤摸瓜。没有确凿的
实事，动了谢老是交待不过去的。在中央，欣
赏谢老的不只一两个人，搞错不得的。我的确
没贪污，一分钱也没有，谢老更不是那类人。
可几搞几槁，竟搞出上百亿上千亿的贪污罪来
了。别人顶不住了，我还死顶，绝不承认。我
当时想，我今天如违心承认了，过了这一天，
我以后怎么做人？这辈子是否就要撒谎、骗人
下去，以此反过一生呢？我受不了的，痛苦大
大。如果因为不承认我被打死了，被枪毙，也
就算了，我也解脱了。因为在这种不讲理的局
面下生活是没法过的也没有必要过的。我下了
决心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写一句骗人的话，
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心里不害怕。那时我四
十岁，头一次经受此等场面，在一间小房子
里，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举起，一站几小
时。说完又拖下来打，八个人打我一个，边打
边踢，踢了这边踢那边。后来又关到另一个地
方，也关了别的人。冬天，我赤着脚挑担子，为
被隔离的人挑伙食。那冷那气氛，大喇叭喊，
历数我的罪行。我很奇怪，要打倒一个打倒就
是，何必搞人格侮辱呢？还弄些群众围着你
骂，吐唾沫，要彻底摧毁人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我不敢说所有的人对我都恨，但我没有仇
人。我一直没怪过他们，他们受人调派的。几
十年来，经常碰到过去那些唾过我的人，见了
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不怪。真的不怪，人
都有弱点，人性也有弱点，人谁不想安全不想
活命呢。我被宣布逮捕后把我父亲从上海弄
来，要我坦白，把我才读小学的女儿也动员起
来，给我写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脱离父女关
系，连一点天良也不讲了……有人还向我暗
示，只要我一承认，谢家荣就要拉回南京挨
斗。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动员这么
大的力量煞费如此的苦心搞谢呢？也许是有人
很不高兴谢，他在学术上太强，找矿成果太
多，人生太好吧？那又是谁呢？谁又能有此能
耐呢？这个悬案留待后人吧！好在谢家荣已是
个历史人物，是历史，后人自会有评说的。
我深感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谢家荣先生当年
对我的信任。
殷维翰的案子的彻底平反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是地质矿产部政治部作出
的。为此，地矿部政治部进行了大量工作，作了反复查证，最后行文称：“纯属错
案，应予正式平反，并消除影响。”
在拜访殷维翰先生之前，我已经向谢学锦了解过他在“三反”中的经历了。是
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夜晚虽然寒风嗖嗖，但没有人事的干扰，很适合聊天。还
是把我的记录抄在下面吧，它比我叙述更简洁。
我刚刚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大会上报告了我
与徐邦梁月山考察与野外工作的成果，心里很
热，想不到马上就被打入了冰窖。“三反”了，
报纸出来了，我很坦然。我们一向清廉，而且
就我个人来说，我来测勘处时间短，从来也没
沾过钱财。打虎队一进来，我才吃了一惊。化
验室的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药
品里有两小瓶白金化合物，清单上有，仓库里
没有，怎么办？那药品清单在上海压了几个
月，有些看不清，他说干脆毁掉。我说不行。
他怕极了，就用稀硫酸涂了一下。第一个被揪
斗的是殷维翰。大家平常都很好，突然翻脸不
认人了。我很难过，感到殷维翰怎么受得了。
一次斗完后，我回到家心里很不安，我便叫了
辆人力车去了他家。那时下倾盆大雨，他家住
南城，好远。我是去安慰他的，也向他说明共
产党的政策。我自认为与党的关系密切，又一
向是进步分予，所以我以为我的安慰和说明会
对运动对殷先生有好处。过了几天，运动越来
越激烈，唾人打人，乌烟瘴气。我想我应站出
来说话了，我便去找打虎队长×××（即南京
市府秘书长），我讲了我个人的经历，也讲了父
亲的经历，讲了殷维翰的为人，说他决不会贪
污。我还把化验室那位同志用硫酸涂抹清单的
事也讲了。我说那位同志肯定没拿那两瓶白金
化合物，不然，他不会跟我讲这事，更不会当着
我的面涂抹。是运动的气氛不正常，弄得人人
自危，弄得没错出错。我把那位秘书长当一家
人了。一到运动。人与人不再有信任。这是多
次运动给我的教训。运动中你跟领导交心，他
总是和颜悦色，但第二天他就变脸了，他自己
作红脸，让下面的人作白脸。有一天，打虎队
突然要我承认，说我与应维翰订了攻守同盟。
说我冒着大雨去了他家，不订攻守同盟会冒大
雨去吗？说不把内幕交待出来就不准回家。这
样，我就被关起来了。
不久。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个大会（即新华
日报报道的那个当场逮人的会——作者注）我
们一群是蒙着眼睛拉去的。
我也被斗。在回来的路上，有人叹息，跟
着谢家荣干事，倒大霉了。在会上在一片吼叫
声中。我也跟着胡说八道。别人说一亿，我也
说一亿，别人说一百亿，我也说一百亿。唯独
段维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见到的骨头最硬的
一个人。我眼看着他被铐上拖走了，我猛然感
到天塌地陷。我幻灭了，整个幻灭了。回来
后，我被关在三楼。我把床单撕成条子，连结
成绳，从窗口吊下去。布条断了，摔到地上，
留下了终生的腰痛。我躲开岗哨，翻墙而过，
找了部人力车回了家。我想拿点衣服后就此离
去，去哪里我不知道，反正得离去。李美生见
我吓了一大跳，坚持送我回去。天刚亮，我就
回去了。官方还不知我逃跑的事，这下知道
了。又不算我“迷途知返”，罪加一等。运动进
入退赃阶段，打虎队才慌了手脚，哪来赃？到
哪里去弄几百几千亿的赃？后来，我们解脱
了，我也听到了解脱我们的说法，你们没问
题，但打你们是对的，谢家荣没问题，但谢家
荣爱好黄金。王植没问题，但王植捣腾袁大
头。没有给殷维翰一个说法，我想，在殷先生
的人格面前，他们感到了渺小吧……
我在段维翰家吃过两顿便饭，是殷先生他妻子王定权亲手做的。她的菜做得很
好，她做的红烧肉一点不腻。她从我的口音知道我是湖南人，不仅做了红烧肉，还
准备了一瓶辣得吓人的辣椒酱。我问她为什么认为湖南人就一定爱吃红烧肉和辣椒，
她说她在湖南生活过，抗战时期哪。她说从书报上看到毛主席喜爱这两样东西。我
说，那我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了，于是红烧肉我吃得很多，辣椒也吃得很多。她
笑了，微笑，她难得说一句话。我与段先生交谈时她都避开，在另间屋子里做她的
事，一点声响也不发出。吃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亲手做的饭，于我是一份少有的
福气，但也给我的心理带来难以言喻的重压，用一句湖南话说，叫“造孽”。吃饭
时我突然向她建议：您也许应当请一位保姆。她说，不必的，我还能动，动动好。
她笑了，还是微笑。想倒她与殷先生此生此世的患难与共，她此时此刻的宁静淡远，
我忽然想，这难道不是某些轰轰烈烈者追寻一生终不可得的一种人生境界么？她还
写得一手好字，我得以观摩其字，还是因了殷先生保存的当年他在南京坐牢时她写
给他的许多信。信的开头句：维翰夫；结尾句：妻王定权。信里谈的是家常，报的
是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信封上的字写得更为工整：本市：老虎桥南京市
监狱0234号。她一写就是七个月，那个0294号。近年来，有几家报刊刊出了几篇他
们夫妇艰难扶助、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有家刊物还在封面刊出了他俩的彩照。他
们家的墙上挂满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写给他们的条幅。而我只想借用她写给“0234”
信中的那句话，向关心他们的读者报个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
“三反”之后，谢学锦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那一年，比较日后的反
右，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日子更难将息。他经历的是一种比肉体的死亡更
难以承受的幻灭。他不再相信什么，他只相信自己的常识判断了。以后的运动，其
规模，其对人的摧残程度要大得多，但以后的运动，谢学锦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
人还在，心不死。只要心不死，日子就过得下去。谢家荣死于“文化大革命”中，
他首先死去的是那颗心。“文化大革命”对谢家荣和谢学锦父子，在这个意义上讲，
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承受力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三反”运动救了谢
学锦，使他在生命最强旺的年岁去接受“幻灭”的洗礼。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到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有经验了，知道如何对抗“幻灭”了。谢家
荣的幻灭，却比他晚了好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出现。这时，他已是六
十八岁的人了，承受能力不可跟三十岁左右的人好比了，他挺不过来了，他振作不
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谢学锦比他父亲“成熟”得早些。
一九五三年，地质部在北京筹组化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现在物化探研究
所化探部分的前身。谢学锦接到调令，让他去那个研究室报到。那个研究室的成立，
标志着地质界对化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首肯。这无论对化探事业还是对谢学锦个
人，都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那时的谢学锦正心灰意冷来着。那个机遇对他一点不
具挑战性，更无诱惑力可言。在这以前，大连的友人邀他北上大连，他们希望他换
换环境，他们知道他在南京的遭遇。他没去大连，他连离开南京换换环境以此振作
的欲望也没有。在乌鲁木齐，他对我说：那时不想动，哪里都不想去，不仅仅因为
惰性。他不知道他未来将干什么，他在南京得过且过，不得过就不过。他像害着大
病。他知道病因，却找不到药物或不去找药物。
就在这“最难将息”的时分，他的父亲来信了。来得正是时候。
谢家荣在信中说：你发表在地质通报上的关于海州香薷的文章我看到了。你成
长之快令我吃惊，也令我极为欣慰。你可以把地球化学当作你终生的事业了。我相
信我这个判断，中国的化探刚刚起步，前景不可估量！希望你再学一门外语，最好
是俄语，苏联的化探科学很有实力。你学好了俄语，将如虎添翼。
这封信谢学锦保存过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才销毁。谢家荣一本又一本的
日记，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销毁的。谢家荣的许多往来书信，有些是被销毁的，
有些是被抄走的。一九四八年南延宗为谢家荣写的祝诗的墨迹即那首“高山安可仰，
当世一名贤”就是被抄走了的，至今不知下落。
谢学锦到北京后，他的“幻灭”期便宣告结束了。他不仅生机勃勃地投入了工
作，而且学开了俄语。学了三个月，他就着手译书。在他的著译目录里，就有两本
苏联学者的专著。在乌鲁木齐，我的一位朋友请谢学锦吃饭，还请了我的另一位朋
友作陪。这位朋友是个作家，大学读的是俄语，席间听我说说学锦自学三个月之后
就翻译了两本俄文著作并出版了，便大感惊讶，站起来就向谢学锦鞠躬。谢学锦说：
我那时缺钱用，搞点翻译聊补家用。我那朋友说：谢先生还真幽默。谢学锦说：我
是小幽默，生活才是大幽默！于是，席上便有人叹道，这充满大幽默的生活，而且
还“啊”了一声。
苏联已经瓦解了。说苏联已经瓦解已不犯禁。时光倒退几十年，如果有人说有
一天苏联可能瓦解，他就得倒霉，生死存亡那类霉。苏联，曾经是中国人政治生活
中一个难解的“情结”，或日“怪圈”。
一九四九年以前，想要给谁定罪，说声“他是领卢布的”就够了。一九四九年
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中，只要指出某某对苏联乃至某位个别的苏联人不太恭
敬，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而在较长的一段好日子里，中国人把政治生命是看成一切。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情况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文化大革命”中。无数中国
人又为苏联吃了大亏。谢学锦跟我谈起他父亲与苏联人的一段“渊源”时苏联已经
瓦解，在他在我都没有犯禁的感觉。那是在乌鲁木齐：“苏联有很强的地质科学实
力，但那时派到中国来的有一些是半吊子。这个“半吊子”印象在我父亲那里看得
更为清楚。我父亲接受的是美欧教育，但从不拒绝苏联，我父亲的俄文是在解放前
的几年学的，那时他就认为苏联实力可观，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值得重视。与那些苏
联专家比，我父亲当然一点不弱，我父亲对中国的地质情况的了解和苏联专家了解
的是不成比例的。父亲自认为他的发言权很充足，但事实上，他错了，错的不是技
术，不是战术，错的是政治，是战略……有一次，我看他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头来，
指着镜片对一位苏联专家说：你自己看吧，究竟是什么，该停止争论了。那位苏联
专家没去看显微镜，而是面露尴尬……地质找矿也不可能没有部署错误，但这个错
误越少越好，每个错误都是以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币作代价的。我父亲因此很难
容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于是，他便不可避兔的有忍不下去的时候……这便
在战略上输理了……”
谢家荣是带着一身风尘走进“右派”行列的。那时，他刚刚从青海野外考察回
京。那次的青海之行和他早两年的新疆之行，去年去世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石油地
质专家朱夏著文说：
我受谢先生的教益是无可计量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短短几年中，谢先生对我
国新生代盒地油气地质工作，亦曾弹其心力。
对子华北地区，谢先生首先提出了重视非构造
圈闭气藏的见解……他的一生预见已获证实。
……一九五五年我在新疆工作时，谢先生和黄
汲清先生联袂远来检查……在克拉玛依的黑油
池畔，在乌尔禾的风城里，在乌伦古河的蚊雷声
中，在黄羊湖沙漠的通宵旅途中，两位前辈同
我和一些更年轻的同志们一直无拘无束地热烈
地讨论乃至争辩着种种问题。一股清新、自
由、宽松的学术气息浸润了三代的地质学家
……一九五七年的谢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了，还
不辞劳苦来柴达木盆地，我陪他驰骋于达肯达
板山前和达布逊盐池之畔，临别时他幽默而又
严肃地对我说：庖丁解牛，心有全牛，明全局
然后能务细节，不要被冰湖与马海霸绊住了，
还要打运动战开拓出去！……他一生致力于中
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又一直战斗在地质科学思
潮的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