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国者为何易被抹黑

昨晚朋友发来一篇微信文章，题名是《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的官员，最懂西方，却被骂成卖国贼》，写的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文章不仅赞誉他促成曾国藩创办湘军，发掘保举左宗棠，又帮李鸿章创建淮军，自己一路由普通小吏升任巡抚、盐运使、侍郎高位，清朝以二品顶戴待之，而且更加赞美他第一次向国人谈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比鸠鲁，也第一次论及社会学家孔德、数学家莱布尼次。在汉语世界里，他最早提到莎士比亚，提到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等西方杰出人物。称他是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社会政治体制、人文历史概况的中国人。

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并附上了几句话：“这是中国人的真豪杰，可敬可佩。但在他之前还有徐继畲，1848年出版了《瀛环志略》。这本书较早地突破了我们历代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特别是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介绍了当时世界的民主政体，宣扬了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

我所以要提到徐继畲，有两方面的缘故。一方面因为他较早地介绍了西方文化。徐继畲以及这本书对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作用不小，可以说是开启了介绍引进西方文化的大门。特别是《瀛环志略》对郭嵩焘的影响也很大。郭嵩焘最初读《瀛环志略》时，他还没去过英国，对徐先生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最后也和郭嵩焘一样，受到了无端的指责，甚至是袒护“卖国贼”的指控。

徐继畲被抹黑，是他在福建与林则徐等人的之争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徐继畲任福建巡抚。当时，正值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徐继畲便兼任闽浙总督。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处理神光寺事件上，徐继畲与林则徐等人意见不合，被多次上书弹劾，终在咸丰元年（1851年）被革职。

其实，在捍卫国家疆土及其大清朝的主权上，徐继畲不比林则徐等人差。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只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所以，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

今天回头看，在当时大清政府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大英帝国侵略的情况下，比起林则徐等人的激进主张，这种意见更加对中国有利。

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畲在行动上坚决抵抗英国的侵华战争。当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时，徐继畲调晋江漳龙道。当厦门告急时，徐继畲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当英军强占厦门后，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

道光三十年（1850），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同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国人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畲保护。徐继畲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另一方面阻止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却来路径，反对徐继畲的做法，合同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以及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强势上书弹劾徐继畲。

显然，作为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保卫中国主权的爱国者，徐继畲的真心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一切功名利禄。虽然当时的咸丰皇帝知道他的忠心，明白他为人朴实，但因言官弹劾势重，他还是不得不被解除福建巡抚之职。此后，他虽又重出江湖，但势态已不再，只好写诗弄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1873年3月30日，在家中去世。

当然，这篇文章介绍郭嵩焘的遭遇更惨，最终他被斥责为卖国贼，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在他返回湖南时，不仅长沙街头满是“勾通洋人、里通外国”的粗暴标语，湖南的官员们对这位二品大员不光是招待不周，人人对之不屑一顾，避之唯恐不及，而且他的老家人也一样地横眉冷对他。他就是在这样一片“卖国贼”的骂声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想而知，这种拳拳之心，该是多么地孤寂落寞！

这样的置自己的仕途于不顾的真心爱国之人，为什么会容易遭受抹黑而蒙冤呢？

表面上看，固然有权势、有专制的作用，但这背后却是官场的政治心理的不成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大多数的清朝官员们都看不清自己是老几，也就看不清自己大清朝所处的客观状态，不能理性的把握自己的应该不应该。所以，会对那些能看到自己问题，主张吸取先进思想及管理观念的人，不感冒，天然地排斥。例如，在1840年代，大清政府以为自己还是老大，因为官员们都自以为是维护老大，不了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的发展。当徐继畲1848年在《瀛寰志略》一书中清晰地告诉国人，在大清帝国之外，地球上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一个富强民主的近代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大多数前辈肯定是不服气的，“洋人算老几啊！”所以，不用怎么心思，一般人就能想象到徐继畲周围的大多数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特别是书中对美国历史的介绍：华盛顿“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哎，你吹捧夷人首哉，这不很明显地是在涨别人的气概，灭我大中国的威风啊！所以，当遇到和英国人碰撞时，你肯定袒护他们，牺牲我大清国的利益，损我大中国的威严啊！就这种官场心理的逻辑看，你怨不得皇帝，皇帝要是不革职你徐继畲，他咋跟众大臣们交代啊！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次的乐天事件。以至于今天，我们中间如若有谁要能说出来“美国也不就丛林规则吗！”的这句话，还被许多兄弟们拥护他自己经过了多少年的深邃冥思苦想，而发现的伟大宇宙真理呢！可见，我们的前辈林则徐等人并不是故意的要抹黑徐继畲。

到了1870年代，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的接触多了，但是还都在浅层表面，这些大清官员以及士大夫阶层主流的观念里，西方国家就是蛮夷之邦、罗刹之国。所以，当郭嵩焘再次要掀起学习吸取西方文化时，当他把在英国的感受及研究整理为《使西纪程》寄往总理衙门，公开刊行后，这种爱国的心血却成为他卖国的罪证。

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老几的个体，不仅会被别人忽悠，而且会自告奋勇地忽悠别人。然后，一个个个体之间就会互动成一种自己意识不到、但又决定着他们的必然性：谁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如果说别人怎么好，就是贬低我大清国，就是污蔑我们，看不起我们，就是卖国贼。

从义和团运动到今天的抵制乐天事件，其社会心理基本上都是踩着这条线左右来回晃悠的。它的危险性不是砸碎了什么商品，破坏了什么商家店铺，造成了什么经济损失，而是在于至今当事者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条线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批评那些官员及士大夫们，就是傻乎乎地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守旧，或者就是归因于政府在后面不合适的主导做法。其实，当时的清政府本身也没过多的设计干预什么，而且老大咸丰皇帝也力保过徐继畲，认为他为人朴实，但因言官弹劾势重，还是不得不革去其职。郭嵩焘也受到过李鸿章的保举，受到大清皇帝的称赞，但终究敌不过当时的那种官场氛围。因为反对他们的那些官员也是真心为大清国着想的，只是他们作为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上，其政治心理是没有弄清楚政治是什么，政治围绕的利益核心到底是谁的。

这种不成熟的氛围是由两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是由传统的家国观念带来的。我们分不清你我他、以及与由此构成的那个群体的一致性与差别性，以为就只有一致性：如你要说别人好就是贬斥我们，这就是美化敌人，背弃祖宗，祸害中国，简直就是居心不良的大毒草。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国人疾呼，过去式：“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现在式：“凡亲美者，都属美国走狗”，“凡说美国比中国好，赞赏美国的人，都是数典忘祖，都是卖国贼”。

感受常常听命于情绪，感性总是阉割着理性，感情经常盖过聪敏。至于什么逻辑的推导，科学的思维，个体的必然性，信仰的绝对性，等等，都是瞎掰，说给狗听、狗都不愿意听的。你们别拿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忽悠我们啦，“哪有什么绝对的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3x8还可以23呢！”糊涂，难得糊涂，不仅排斥了科学的真理性的追求，而且拒斥了心灵的真诚性的相信。对真爱国还是卖国贼的客观判断，在混然的社会无意识结构里，必然让位于听好话说美嗑的主观嗜好。

另一方面是在于等级的功利观念带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模式，让我们追逐的只能是大一级压死人，甚至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生死对抗，看不到整体的效应大于部分之和，更不用说吸纳融合的发展理念了。我们的“为我所用”不是把别人当成自己的获利手段，就是把别人玩死的互斗。例如，当时国内的情愤派支持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和他内斗。驻大英帝国的使馆里天天充斥着检举、监视、仇视、斗争，刘锡鸿每每列出“罪状”，都发回国内。同样，徐继畬受到林则徐的指责，虽未明确地说成“卖国”，但林则徐仍然发动朝内福建籍官员给咸丰皇帝上奏，弹劾徐以及他所庇护的下属。其实，从事件本身来看，起因就是一个小小的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的寻常事儿。徐继畬认为外人租赁房屋小事一桩，无须大动干戈，而林则徐却相反，先要求驱逐，又以生童告白大造舆论。甚至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以动武威逼。林则徐投信京中鼓动群僚奉寄谕三次，参徐继畬抚谕无方，再参徐继畬袒护属员，直至参徐继畬包庇汉奸。

最终，徐继畬以及郭嵩焘没能斗过情愤派，因为他们斗过那个时代。

还好，一百多年过去了，愿意睁眼看世界、并且看得清楚的中国人，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徐继畲、郭嵩焘的努力没白费。特别是《瀛寰志略》对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康有为曾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说：“在沪始见《瀛寰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写这篇文章前，看到了“远方的孤独”的新留言，对其中提到了“中国人喜欢被自己的皇帝和精英带领着，被white man带领就不行，但是日本和南韩，我想其实也包括北韩，还有我现在经常去的东南亚，对被white man的带领的需求是很真实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值得深思。至少，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被接受了，而中国的戊戌维新为什么就不行呢？这同真正爱国者为何容易遭到抹黑的社会心理是不是相关的呢？           

现在回想起来，林则徐等人的情愤派，无疑地也是爱国，但比较起来，徐继畲、郭嵩焘等这样人，更是爱国，因为他们宁肯失弃、舍去、放弃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而蒙受大冤，也丝毫不动摇。这样的爱国，才是真正爱我们中国的，因为他们的爱，既摆脱了情绪，也摆脱了传统的限制；既超越了己见，也超越了功利。尽管他们的现世不怎么风光，甚至被黑，但历史所以能是面镜子，不仅因他长着自己的眼睛，而且因他的眼睛长在后人的心里，后人会越来越记起他们。真可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附《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的官员，最懂西方，却被骂成卖国贼》网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5ODk2MQ==&mid=2676909056&idx=2&sn=63c6cf85648c5b404dd5b0113e057379&chksm=bcff9d5e8b88144859cf5c5dba08ff9cbe5ae89e6c382adfdc76e9ca51de32d5782f6e58f0b1&mpshare=1&scene=5&srcid=0319QQ8kjUo0hCPhtkpXR5eH#rd

魏中军

201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