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與文化民族主義

薛涌

·〔編者按〕·

　　《二十一經濟報道》7月3日刊出甘陽文章《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後，引起了一些爭論。這些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北大改革的範疇，而更多的從大學與國家、民族未來的關係這一角度，思考大學的理念。無庸置疑，大學教育的水平，已經成了一個國家和民族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思上，我們討論大學改革就顯得更為重要。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薛涌發來他的討論文章，對“華人大學理念”作了批判；文章認為，中國的大學只有短暫的歷史，並無資本談論華人大學的理念，並認為甘陽先生的文章讓人想起日本明治後期的文化民族主義。《二十一經濟報道》刊發這一文章，希望作為一個公共平台，提供不同向度的聲音。
　　　　　　　　　　　　　　　　　　　　　
引言

　　甘陽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位領袖人物。近來偶然讀到他發表的文字，每每多有受益，甚為嘆服。然而，最近就北大改革發表的“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一文，卻是他近年來罕有的敗筆。此文中的議論，讀來讓人感覺到像是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個人在西方的挫折

　　感的混合物。筆者一時無法相信此文是出於甘陽之手。

　　然而如今看來，這篇文章出於他人偽造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這樣的文章出於甘陽這樣一位文化界領袖人物之手，並贏得廣泛喝彩，不禁讓人想起日本明治後期的文化民族主義。因此，筆者不得不暫且把多年來對甘陽的敬意擺在一邊，對其文字進行一番簡要的批判。

　　甘陽的文章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北大改革的具體批判，以及他對中國大學發展的建議。一是他表達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傾向。前者實，後者虛。但後者作為一股文化潮流卻更為危險。為了論述方便，筆者不妨由實及虛。先從具體問題談起。

　　首先聲明，筆者對北大的改革也持反對態度。但反對的理由卻大不相同。筆者以為，北大所謂“十七年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幾乎可以和1950年代“超英趕美”的目標“媲美”。文化上的追趕，比經濟慢得多。美國的大學，也只是在二戰後才全面趕上歐洲的一流水平，儘管戰前美國的國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早已超越歐洲。而且即使是這樣的趕超，也與一些偶然的運氣有關。比如愛因斯坦等一批歐洲一流學者流亡美國，歐洲的許多文化中心被戰火摧毀等等，造成非正常的此消彼長。日本的國力如今是英國的三倍以上，人均收入比英國高出三分之一左右。但日本的大學還是比不上英國。如今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是美日等國的三四十分之一。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謂“世界一流大學”云云，一百年內想也不要想。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基於這一立場，筆者認為北大不要有老大心態。中國未來幾十年大學教育要逐漸普及。北大的師資整體水平在國內還是一流的。如果現在師資過剩，人浮於事，解決的辦法是把北大擴大幾倍，一方面滿足社會對北大教育的需求，一方面將過剩的教師“稀釋”，並乘機定員定編，仿照西方大學的管理辦法，建立教授治校的新型大學。這方面，筆者與甘陽並無衝突。

　　一.哈佛博士還是北大博士

　　不過，甘陽反對的似乎並不僅僅是超英趕美的洋躍進，他擔心的竟是北京大學等的改革方向會導致失去中國大學在思想學術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獨立自主，把北京大學等變成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

　　具體而言，讓甘陽最為惱火的北大改革方案有兩點：一是北大想用哈佛、耶魯的博士取代北大本校的博士。一是教師必須要能夠用英文發表著述。這樣不僅中國大學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而且北大的學術地位也會喪失。

　　對這兩項要求，筆者當然也反對。但筆者反對主要是因為其不現實。若真成了現實，筆者會歡天喜地。甘陽則似乎生怕這兩點成為現實。下面就是他的妙論：

　　且讓我們現在以一種假設情況來提出問題。以中國現在的一流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為例，假如17年後，北京大學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所組成，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則只能去中國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試問那時的北京大學是變成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是變成了中國的二流或三流大學？答案自然是後者，即北京大學不但沒有變成世界一流大學，反而變成了中國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學。因為這種情況實際意味着，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不但沒有升值，反而越來越貶值，越來越不值錢。

　　這簡直近乎狡辯。甘陽迴避的問題是，總體而言，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名校的博士的水平是否比北大博士的水平高？如果人家的水平高，那麼讓人家來教

　　是否會比讓自己的博士教更對學生負責？美國的大學，哪怕是個不如北大的小大學，招聘老師一般都是公開登廣告，哈佛、耶魯的學生在競爭中當然占優。若按甘陽的邏輯，這些學校為了維持自己的水平，是否應該硬着頭皮用自己的學生，把哈佛、耶魯的博士拒之門外呢？這樣一來，是否這些小學校的水平就會提高呢？再具體一點地說，如果密歇根大學發現自己的教師全是哈佛、耶魯畢業，本校畢業生甚少。那麼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是否應該重用本校學生、以提高本校學生拿教職的比率呢？

　　北大的問題是吸引不來那麼多哈佛、耶魯的學生。若真能吸引來，那真是白撿的便宜，何樂而不為？照甘陽的意思，有哈佛、耶魯的學生也不能要。一定要用自己的博士充數，維持一個北大能夠培養在北大教書的人才的門面。這樣北大的水平才會維持，才不會成為附庸。試問：甘陽自己是想到一個哈佛、耶魯的博士教的學校去念書，還是去北大博士教書的地方去念書？

　　二.留學生運動該不該終結

　　關於用英文發表著述，甘陽同樣迴避了一個基本的問題。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最好都應該具有在自己領域內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的能力。北大不是世界一流大學，也沒有必要追求這樣不切實際的目標。但是，北大作為中國頂尖的大學，要求自己的教師在本領域一流刊物上發表論文，並不過分。畢竟大部分領域的一流刊物，都不是被幾個名校的教授把持。二、三流學校的教授在一流刊物上發表論文是司空見慣的事。那麼點一下各學科一流的刊物，有幾個是中文的？幾位拿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哪個不是用英文發表論文？他們如果堅持用中文寫作，和國際一流學者就沒有辦法交流，也不會達到現在的水平。

　　當然，我們中國人不會被這番道理嚇倒。實在沒有辦法還有祖宗。甘陽於是引用“幾乎每一句都從心底贊成”的香港教授丁邦新的話來說事。可惜，丁教授對理工科用英語寫作的問題，也無法為我們中文撐住地位。

　　在甘陽看來他講的最有力的話大概就是下面一段：

　　要明確“寫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用中文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些學問沒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認的標準。人文社會的研究卻很有地域性，美國出版的學報很少登純中國的研究，唐詩是中國的瑰寶，美國有多少一流學報登研究唐詩的文章？

　　外國的漢學家不敢研究唐詩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為古今的評註就難以掌握。這須中國人來作，在哪裡發表呢？美國第一流的漢學期刊嗎？……由於英美第一流的漢學期刊很少，我們學者以英文撰寫的論文努力擠進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們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嚴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沒有人肯花時間去做，完全扭曲了學術發展應有的走向。

　　這段話本身，就說明為什麼有時候作中國研究的人應該多讀英文、日文，多用這些文字寫作！丁先生無非是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你們外國人沒有興趣，也不懂，我們也沒有必要對你們講。他的話基本上是歪曲事實。研究唐詩就沒有英文刊物登嗎？你寫出一流的研究看看，絕對不愁沒有地方登。問題是，即使是研究中國問題，人家英文雜誌和日文雜誌的水準也比我們中文雜誌的水準高。不是人家不登，是你達不到人家的水平。所以才有“我們學者以英文撰寫的論文努力擠進第二流的期刊”的現象。

　　筆者不才，學術文章中文只寫過兩篇，基本都是一兩天之內一揮而就。發表出來算是水平不錯的。但是憑這兩篇的內容，英文刊物大概一個也上不去。這就是現實。說什麼“外國的漢學家不敢研究唐詩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為古今的評註就難以掌握”，這本身就說明自己至少在唐詩方面見識不如人。我們對唐詩的口味，常常被明清人的選本所左右。而很多外國人，直接讀全唐詩，對誰是大家小家，理解也多有不同。如果你只知道杜甫李白，大概確實在外國的漢學界混不了。

　　就中國研究的總體而言，水平最高的東西大部分還是用日文和英文寫成的。就筆者熟悉的明清史而言，中國一流的學術雜誌中的文章，雖有不少佳作，但至少三分之一的文章水平甚低，在英文雜誌上根本沒辦法用。

　　絕大部分文章，都達不到在日文雜誌上發表的水平。

　　三.中文寫作還是英文寫作

　　甘陽最後提出北大聘人的三個標準：第一：主要面向國內博士；第二，聘用留美博士要以學西學的為主；第三，一般不聘作中國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經證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是“領頭學者”。

　　為什麼要立這個規矩？一般國際上大學聘用的慣例，就是向世界公開招聘。誰厲害要誰。現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都漸漸走上這樣的公開軌道。這也是中國應該走的。在開始向世界公開招聘時，大概不會有什麼名校的學生應聘。但隨着待遇提高，學術制度的建立，水平的上升，可能會有越來越多哈佛、耶魯的學生把北大博士擠掉。這只能說明中國大學的進步。

　　既然甘陽主張聘用留美博士以西學為主，那麼就沒有反對要求用英文發表著述的理由。比如研究海德格爾，國內懂的也就這麼三四個人。這三四個人真懂假懂，在國際上是否入流，當然要看他們英文的著述。甘陽本人作為一個學西學的留美學生，是否夠格在北大教書，也應看他有沒有英文著述。如果一個人出去研究西學，英文也不會寫，回來糊弄誰呢？

　　甘陽關於不聘研究中國問題的留美博士這一要求更是邪乎。美國的大學研究美國的教職最多。中國的大學當然也是研究中國的教職最多。憑什麼這些教職不對留美博士開放？在中國研究方面，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留美博士有着很大優勢。在文史領域，日本的水平比中國高出一籌。甘陽講到這一點時，自己也含糊。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美國的中國研究的水平。於是加了一句：除非已經證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是“領頭學者”。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一個口口聲聲不要成為人家“附庸藩屬”的人，在選用中國研究的人才時，也一定要等美國人承認了才算數。你的獨立哪裡去了？如果中國的大學選用留美的中國研究人才也要以美國學術界的判斷是聽，在別的領域當然更得以人家的標準為標準。

　　可見，甘陽的這番大道理，自己和自己都講不通。而他創造的“留美近親繁殖”一說，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自己在這一詞下作注，說“為行文簡便，以下用‘留美’

　　泛指所有留學”。換句話說，留學成了近親繁殖，躲在家裡卻不是近親繁殖。留學生散布世界各地，用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文化中學習。如何近親繁殖法？甘陽如此論證：

　　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認定北大教師聘任首先考慮留美博士，那麼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讀北大博士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貶低了自己培養的北大博士，這樣北大學生自然不屑再讀北大的博士，怎麼也得到美國去混個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會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親繁殖”，因為北大將慣性地認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資格來北大任教，北大學生會慣性地認為只有去美國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讀了北大博士的將註定只能去中國三流大學任教。一旦形成這種狀況事實上就將永遠無法再改變。

　　由此，北大當然註定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它將千年萬年地最多成為最好的“北京留美預備大學”。

　　筆者當然不是說在北大讀博士就沒有前途。但大家不必打腫臉充胖子，最好還是承認現實：出去到哈佛、耶魯讀博士，確實比留北大讀博士有前途。甘陽講這番話，至少是不真誠。你甘陽要是被北大哲學系博士班和芝加哥社會思想委員會同時錄取，你去哪裡？你自己是不是“不屑再讀北大的博士，怎麼也得到美國去混個博士”？

　　甘陽甚至說：“中國大學改革的總體目標是要儘快結束中國留學運動，以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構成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這個目標，是不是比“十七年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更不切實際呢？筆者在耶魯讀博士到現在，消耗學校的資源至少是十萬美元以上。想來甘陽在芝加哥也是差不多。一個人文學科博士的培養成本，用人民幣折算怎麼也在百萬元上下。錢不是一切。但是不能不說，美國的博士不僅老師好，讀書苦，競爭激烈，而且學制長，資源充足，我們在有生之年很難看到中國的大學能夠與之競爭。同樣一個人，上哈佛、耶魯肯定比上北大學到的東西多。中國培養博士最好的策略是，能夠利用美國的資源，把優秀學生送出去，然後吸引回來。

　　這樣既培養了人，又省了錢。即使中國一二百年後混到美國這樣世界第一的地位，也談不上什麼“結束中國留學運動”。美國人從來不因為自己的大學是世界第一就嚷“結束美國的留學運動”。相反，他們為自己的學生缺乏海外經驗而擔心。日本如今是世界最富的國家之一，也把自己的皇太子送出國讀書。

　　四.西方學界與“中國研究”

　　遺憾的是，甘陽作為中國思想界的一位領袖人物，獲得難得的機會去芝加哥社會思想委員會深造，回來後講的話，幾乎是重複他出國前不厭其煩講的陳詞濫調。下面的話就是絕妙的一例：

　　中國從改革以來的留學運動已經二十多年，現在也應該對此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了。理工科暫時不論，如果單純從文科（為行文簡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看，在很多方面是相當令人失望的，並不那麼理想。大多數文科留美博士都擠在美國學術界一個邊緣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謂“中國研究”。中國人到西方去留學，本應研究西學的精髓，而西學的精髓乃在西方學界對西方本身思想傳統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上。西方學界的“中國研究”只能說是西學的皮毛之學，因為這個部門研究的問題和方法都是來自西學主流部門的。現在有多少中國大陸留美博士在美國留學是專門研究西學的呢？大多數都擠到所謂“中國研究”領域去了。很多人其實對中國一點興趣都沒有，也要擠進去，自然是因為中國人懂中文作中國研究寫論文容易點，以後在美國找工作容易點，這也不是什麼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國拿個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綽綽有餘，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才華，中規中矩的學生拿個博士最容易。真正難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像老輩學者陳寅恪錢鍾書那樣去留學只問學問不求學位。

　　作為留學運動的參與者，甘陽的反省實在令人驚異。不錯，中國的文科留學生，包括甘陽和筆者本人在內，二十多年來成就確實不理想。這怪什麼？怪大家出去留學，還是怪大家在留學前在中國所受的教育太差？這些留學生如果不出去而留在國內，是否更有出息？不錯，在美國拿個博士只要中人之才就可以。但甘陽卻說什麼“中規中矩的學生拿個博士最容易。真正難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像老輩學者陳寅恪錢鍾書那樣去留學只問學問不求學位”。

　　這個“最”字用得很妙。聽起來有點酸葡萄的感覺。中人之才就能在美國拿博士，並不等於那些拿不到博士的人就一定是陳寅恪錢鍾書。陳寅恪錢鍾書的主要成就在國學。他們那個年代，西方的漢學遠無法與今日相比，他們自己知道治學的門徑，當然沒有必要拿哈佛、耶魯的博士。

　　但要是搞西學，在西方拿不到個學位，大家當然要懷疑你的資格問題。真出去學西學，最不該學的就是不拿博士的陳錢二位。我不相信陳寅恪錢鍾書懂西學的治學門徑，能夠拋開西方大學的教育體系，自學成為一個亞里士多德的國際權威。

　　筆者還需奉勸中國學人，不要動不動就是陳寅恪錢鍾書。兩位是不得了的學者。但沒有必要奉若神靈。即使在中國研究領域，一批日本學人

　　就比他們成就高。以筆者個人之偏見，陳寅恪比錢鍾書無論在學術和文化上都更重要些。但是，僅就學術而不是文化意義而言，如果拿宮崎市定比，人家的成就可能就比陳寅恪高。這不是貶低陳寅恪。也許陳寅恪作為一個文化人，比宮崎市定大得多。但正是因為人家有很好的學術體制，學者安心研究，才能相當的人總是在人家的體制中更能自我實現。日本中國史學家有陳寅恪水準的至少有十幾位甚至幾十位。動不動就把陳寅恪錢鍾書祭出來，只能說明自己是只知道杜甫李白的井底之蛙。

　　筆者在耶魯讀了八年書，而且是研究中國問題。如今尚未拿到學位。更談不上有所建樹。大概屬於甘陽所謂應該對自己的留學“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之列的人。但筆者的反省卻和甘陽大為不同。首先，筆者是甘陽所謂的“中人之才”，出不來東西不奇怪。也沒有什麼好談的。如果一定要找藉口，那還是因為中小學基本上在“文革”中荒了。後來上了北大，接受了中國的一流教育。但我們的一流水平有限。筆者本科修中國古典文學，記得當時讀一位大名鼎鼎的學者研究唐詩的文章，不得要領。後來聽另一位明白的老師講，這位名學者根本讀不出詩的好壞。他拿一首詩先去問“何其芳同志”。“何其芳同志”只要說這首詩好，他便拿回家去，思想性呀、藝術性呀頭頭是道地寫出來。不知道多少當今中國的博士是跟着這類先生讀出來的。如果靠這樣的訓練來美國讀書，能混已經算是不小的成就了。

　　筆者在美國的經歷則截然不同。最近幫我修計算機的一位美國同學，是位學中國古典文學但尚未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後輩”。我問他研究什麼，他告訴我是“唐賦”。我聽了一頭霧水，憑自己本科古典文學對漢賦的知識，擺起老資格來：“賦這東西，許多是文字遊戲，怪字太多，中國人常常也不認識。而且往往有形式無內容。值得你這麼費力氣嗎？”對方笑了一下，開始對我如數道來：這些怪字當然有意義。都說秦始皇統一文字，怎麼可能一下統一？賦里有許多後人所謂的偽字，其實是文字沒有統一前一個字的多種寫法。史記漢書都收了些同樣的賦，兩相對照，用字就不同。這類現象，到唐代基本才消失。其間頗有些文化意義值得解釋。等等，等等。聽得我目瞪口呆。說人家不懂？對中國沒興趣？搞不了李白杜甫？別自欺欺人了。

　　幾年前，我有另一位朋友，是學古典出身的英國人，劍橋的本科，在耶魯研習古希臘，希臘文、拉丁文俱佳，不僅在校內開課，並拿到學校最難拿的博士論文寫作的一個榮譽獎學金。此君最後一年，突然變了主意，要修中國古典。從漢語拼音學起。為了儘快提高中文水平，和筆者搞交換，他教我英文，我教他中文。一兩年間，每每看他隨身帶着中國古典詩抄，窮思苦想。一日突然對我大談讀論語的體會，提及論語和薩滿等原始宗教之關係，當時聽得我幾乎叫起來。你要找中國的古今的評註，找不到他這樣的見識。此君後來去了哈佛。我對一位在耶魯讀比較文學的中國學生說：這樣的人才是你最厲害的競爭對手！如果一位研究中國古典的後輩問我到哪裡研究中國好，我會毫無猶豫地說，到美國來，和上述這兩位中文並不太好的人作同學。因為跟他們作同學，才找得到“偉大文明之間的對話”的感覺，才不辜負祖宗的文化遺產。

　　很奇怪，甘陽留學多年，對這些似乎視而不見。他把美國的中國研究理解為西學的皮毛，完全誤解了在美國研究中國的意義（此點容另文論述）。

　　五.　“華人大學理念”與文化民族主義

　　甘陽高呼：華人大學如果“放棄了學術的獨立自主，便成為人家的附庸藩屬”！試問：中國的大學什麼時候最有“學術的獨立自主”？還不是燕京、清華那一段給人家當“留美預科”、“附庸藩屬”的時代？甘陽是否承認：大學是地道的西方文化的產物？

　　就算是反西方文化霸權的思想領袖薩依德，談起美國的大學來也會聲調突變：“在這裡，大學就是知識人的烏托邦！”對他而言，美國的大學是其他文化中知識人所不能想象的天堂。究竟什麼是“華人大學的理念”？“華人大學”有什麼理念？中國只是在晚清才有大學。以後沒有一天安生過。只是上個世紀上半期在西方的影響下，大學才剛開始學步了幾年。哪裡有資本談什麼“華人大學的理念”！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甘陽作為一個搞西學的中國學人，至今還拒絕把西方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遺產，拒絕把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跟着幾個心理不太平衡的香港人後面，什麼“華人大學的理念”呀，什麼西方人對中國沒有興趣、不懂唐詩呀。照他的標準，當年托克維爾二十幾歲來美國轉了一年多，回去後再也沒有回來過。寫了一本“美國的民主”，大概也只能算是法國文化的皮毛了，根本不值得美國學術界重視。可是正相反，美國學術界把托克維爾當成美國研究的最大權威。一位芝加哥的教授曾向筆者驕傲地說：我們這裡的學術，超越了任何文化、種族、和國家的界限。這也正是美國大學的精神。只有那些自己沒有安全感的人，才一天到晚怕成了別人的附庸藩屬。

　　甘陽最後說：北大！抬起你高傲的頭，挺起你高貴的胸，不要自卑自賤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為“華人大學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這話跟十九世紀末夏目漱石在日本宣揚的文化民族主義幾乎一模一樣。早年夏目漱石被日本政府派到英國學習，滿懷治國平天下的懷抱，但到了異國卻什麼也不是，抬不起頭來，心裡失衡。回國後突然猛醒，聲言“要作一個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不要自卑自賤地低三下四跟人走。這套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張，日本人在二戰中為之付出了代價。

　　筆者不明白，為什麼一百多年後，我們中國的文化人一定要重複夏目漱石的論調。夏目漱石說那些話，雖然空洞，但可以理解。日本人當時在英國，不僅是被邊緣化，而且屬於賤民、異類。夏目漱石要克服的心理挫折感想起來就令人生畏。換了我輩未必能作得更好。

　　我們這些留學生則不同。我們拿的是最高獎學金，上的是一般美國人不敢想的“世界一流大學”，頗受優遇。而且在校園中，中國文化不僅不那麼邊緣，而且還很熱，甚至很“中心”。也許筆者感性遲鈍，沒有被邊緣化、被視為異類、或成了“附庸藩屬”的感覺。

　　筆者倒是覺得應該提醒國人，不要輕信在外面混的一些中國人關於西方人不懂中國文化、不懂唐詩等等一百年前的老調。這些人在“江東父老”面前不願談的是，西方有許多對中國文化非常有興趣和熱情、而且也非常有理解力的文化人。可惜那些說人家不懂的人自己寫不出東西來。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對中國人會說：“外國人不懂，我寫也沒有用。”到了人家那裡又會說：“這些事你們不是中國人就很難理解。”這類人多了，聚在一起，自然會自拉自唱“華人什麼什麼的理念”。

　　筆者希望，甘陽在鼓吹中國大學不要成了西方的“附庸藩屬”之前，不要先成了這類人的“附庸藩屬”。作為曾經是中國“西學”領軍人物的甘陽，應該真正為把西方文化引入中國作

　　一些里程碑式的貢獻，並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在世界學術界“登堂入室”，寫出讓西方人動不動就引用的東西來。不要跟着幾個香港人後面，一天到晚抱着“唐詩三百首”來充當中國文化的衛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