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教授（Herbert A. Simon）于2001年2月9日逝世，享年84岁，这是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的追悼会上，保罗·萨缪尔逊说，西蒙是他所遇到过的人当中最为睿智者，这肯定不是应景的谀词；经济教科书上常称西蒙是经济学家之中的经济学家，亦非溢美的褒奖。然而国内新闻传媒对他的逝世却鲜有报道，重视程度尚不及一个三流明星。他的影响之深远，尤其在阐述人类做选择的动机、限度、过程、和评价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依笔者愚见，确实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粹的。

　　西蒙的广博可从他的研究范围得到佐证，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行政学到生物学，统计计量学、管理学、运筹学、及至物理学、力学和计算机科学，他无不建树宏富。仅从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网页上所列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有千种之多，至于他研究的精深亦可从所获得的奖项略见一斑，除了诺贝尔经济奖（1978 年）外，他又获得过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图林奖（1975），管理科学的最高奖——冯·纽曼奖（1988），美国政治学的最高奖——麦迪森奖（1983），以及难以胜数的其他奖项。众多的领域凡他研究涉及到的，皆能臻于极境。这种智慧，这类点石成金的功力, 即使不说“绝后”，至少可在“空前”之畴。

　　在诸多社会学科中，经济学勉强能挤入科学之亚流，这只是个例外。以方法论，经济学沿用并融合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成果，称得上严谨；然而就对象论，经济学所不得不面对其所处理的对象——人的行为的变异性，而使物理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每有捉襟见肘的缺憾。大哲学家伯那德·罗素曾声称经济学太容易，他不屑于去深究；大物理学家马克·普郎克却承认，经济学太艰难，故不敢去涉猎。两位贤哲大概都不会讳言经济学的晦涩罢。

　　西蒙早期的训练是行政管理。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切近观察，使他感悟到人群和个人行为的独特逻辑和外在的物理环境是大大不同的，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为什么西蒙对经济学的研究打一开始就不入主流的原因。从40年代末起，西蒙着重研究人类知性行为的因果秩序，这部分成果后来汇总于他在1957 年出版的“人、社会和理性模式”一书， 连同他用生物实验方法所揭示出来的，人和小白鼠一样，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西蒙令人信服地证明，与纯逻辑推导的结果相异的是，人类的自利追求并非无止境的全局最大化（global rationality），而是止于适度的满足，这种“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诠释，对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公理假设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西蒙对统计和计量学科的理论研究导致他倡导非对称分布函数（俗称Zipf分布）来替代费雪的正态分布，这也说明了西蒙相信人类的行为倾向性强烈，他们所追求所向往的和所回避所畏惧的原本就是非常的不对称。比起正态分布所暗示的“过犹不及”，把过分的盈利和过度的亏损都处理为风险，是人们共所趋避的假设，似乎更要切合实际一些。

　　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上，而西蒙浩瀚的智慧又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去开拓多种领域。

　　当之无愧的，西蒙是人工智能和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的奠基者之一。他和阿伦·纽伟尔合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我们对人脑和电脑的关系的理解。纽伟尔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班学生，但读了没多久，学院里所有的教授反而都会赶去聆听纽伟尔的报告会以便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西蒙和纽伟尔介乎师友之间，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合作，用电子计算机来证明罗素和怀特海的名著“数学原理”中的一些逻辑命题。当西蒙向罗素函告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他不无得意地指出，“智慧和博学并不总是一回事”，并称计算机的智慧是如此的卓越，以致还得瞒着不让学童知道，以免孩子们会失去信心不肯再去费心去学习加减乘除。西蒙对机器智慧的信心和期待，同他对人类理性的质疑和保留成了有趣的对照。他对人工智能过分乐观的预言，即60年代后计算机可望赛过人脑，至今仍未能兑现。现在学界已倾向于相信，计算机将会被证明永远无法替代人脑，尤其是后者的想象力。

　　西蒙的研究轶事，在他的自传（Models of My Life，1996）中有不少描写，因坊间已有中文译本（曹南薇等所译的《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东方出版中心 1998），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略谈个人的一些感受。

　　西蒙对中国人一向友好，紧跟着尼克松，他早在1972年即已访华。70 年代末开放伊始我念硕士课程时，就得以接触到他的一些研究。我的一个感觉十分明显，西蒙的文章，你只消读上第一、二页，就知道出自大师手笔，就像听了帕瓦罗蒂的第一句歌声一样。而他的通达也是扣人心弦的，为此我深深地为他所折服，常思他日若能及门聆教能有多好。所幸的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柏教授是他的终身挚友和诤友，库柏教授也是一位极其富有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过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讨论他和比尔的交谊。库柏曾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多年，事实上，正是他将西蒙引荐到该校的（顺便提一句，西蒙和他太太也是经库柏介绍才结识的）。

　　198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曾有一幢大楼以库柏命名，我出差去匹兹堡，受库柏师之命去拜望西蒙，同时也邀请他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作演讲。当时我担任学会的会长，而西蒙是学会的顾问。西蒙的谈话睿智亲切，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受，我向他请教治学的方法，记得他用了一些浅显的比喻来引导，西蒙道出人的通病，颇类似人们在黑夜中遗失了东西，常会到有烛光的地方而不去丢失的地点去寻找。他又指出，通常学者们建立的研究模型，想靠简化来加强理解和把握现实，如同地图和地域的关系— —地图的比例尺要么是太大，譬如1：1000万，则众多具体细节必然遭到忽略，无法据以找到准确的地址；要么是过小，比如1：5的话，则地图就会太大不便携带，从而也失去其指引的功能。西蒙的这两个比喻，我常在心里揣摩，渐渐也似有所领悟。经济学的模型（其他学科亦如是）对现实的诠释能力，若不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的话，难免滑入吊诡之境。人们不是常常受到一些分析模型的困扰吗？囿于信息、条件、手段的限制不得不简易化，然而正是模型的这些权宜而牵强的假设，致使建成模型后推导出的解决方案，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却既无益又无补。因为这类“模型方法”，削足适履般的，早已把造成问题的徵节因素也一并舍弃掉了！

　　访问西蒙的次晨，正值圣诞节后，匹滋堡气温骤降至零下20多度，打破了数十年的记录，西蒙却如约赴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给予与会者难忘的经验。他将自己的二卷本论文集题赠给我，署名“司马贺”，除了“贺” 字有些走样之外，中国字竟写得中规中矩。西蒙能讲一些中国话，我表示钦佩之后，他又随口说了几句日语，他横溢的智慧总是那样随时俯拾即可。

　　他的那套论文集我一直珍藏着，惭愧的是生性疏懒，几乎没再认真地读过他的文集中的文章，不过我倒是拜读了他晚年出版的 《基于经验的微观经济学》（"An 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 Cambridge Uni ver si ty Press 1998），这是他在意大利客座时三次演讲的汇集。西蒙以他的阅历和洞察力，厚积薄发地检讨了经济学不少有争议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执着探索的学者和斗士，曾频频投入其中不少的关键论战，读来脍炙人口。我颇受该书的启发，也在此向读者推荐。我推想，那本书对于其他学人，价值也应该是非同小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