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的“好人”为啥没好报？

辞旧迎新，照顾的是心情及其观念的更换。《芳华》无疑加重了这种变换。

细看《芳华》的人物，不仅不是那么可恨，反而都会令你生出同情。他们的一言一行，明显地流露着传统的善良。刘峰是善人，何小萍是不合群的善人，萧穗子是个内质冷暖的善人，郝淑雯是直爽开朗的好女孩。即使是 被摸一把就大哭大喊的林丁丁，也是文工团里都很喜欢的。她与刘峰之间发生的，自是那个场景之中的合情合理的误会。 特别是编剧、导演更没有诽谤那个时代的一点儿意思。相反，他们尽力地展示着那个年代灿烂、绚美、精湛、豪爽、勇敢、朴实诱人、体贴善行的那一面。《芳华》里最让观众揪心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可他们没有得到善待。连文工团都解散了，连为国献出一只胳膊的英雄，也只能被欺负，无家可言。

这么多的好人，特别是作为活雷锋式的主角，一个那么好的人，为什么最终没有得到好报？答案自然有多种。有人断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纯属主观期望，如果善有原因，它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善与善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人以为，为什么好人就一定得有好报？可如若不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行善呢？也有人说，“我们选择做好人，不是为了回报，而因为那是对的事，善是人的一种本能。”可如若是本能，那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行善、劝人行善呢？

善，果真没有必然性吗？还是我们没有看到她的必然性？如果没有必然性，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断定什么是“对的事”呢？如果是“本能” ，她里面有什么是可以赞美和修练的根据吗？如果没有美好的根据，那么她还可贵、值得珍惜吗？

表面上看，《芳华》触及观众、引起热议的，可能是人们对那“朵美丽的花”重新开放的怀念，为那个“吐芳华”的青春不再的伤感；也可能是演员用娇艳的美貌映对着人性的虚假，以绚烂的舞姿撩绕着心理的残酷；还可能是编导以生命的弱小，抗争世俗的强权，以唤醒人们的同情，借雪白大腿的温情与血肉横飞的恐惧，以寻找幸福的出口。

然而，实际上这部影片是在用一种仿真的记录与直白的叙述，显示了对善良的一种忽视。因为在那个时代，不仅群体割裂了《芳华》们的“善良”意识：爱，只要你敢自由地冒出头，就注定被当成“流氓”割掉。人生最美好的爱，不允许被光明正大的展示、接受，个体本能的冲动无处表达，只能发酵变成一场唐突的唏嘘；而且《芳华》们各自的“善良”意识里面，也分离了当事人的自我与爱。刘峰的善良与爱是陌生的，林丁丁的自我与内心的爱是异己的，何小萍的自己的善良与他人的善良是对抗的。

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林丁丁温亲迷人，轻盈美丽，一片天真纯洁到了会对异性身体的触碰而大哭直喊“流氓”。刘峰爱林丁丁，一心朴实，把她当做世上的最美好来爱，可谓真情难眠。可是，林丁丁真的就只是那么单纯的美丽吗？刘峰真的就只是这么光是纯情的美好吗？

当林丁丁听到刘峰的温情所说、初在刘峰的怀抱里，她并未觉得他有什么“流氓”，只是当她和他的拥抱场面被人撞见后，特别是听到了“腐蚀活雷锋”之后，她觉得自己要“背黑锅”，会被一个“好人”的名称所责难，所以，不惜一切地把刘峰说成“流氓”。

同样，刘峰爱上林丁丁，为了她，他不仅放弃了进修、提拔的机会，而且不顾她愿不愿意、心理感受如何，他心里怎么只是那种不含有任何无耻欲望、龌龊肉体的纯粹高尚？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触摸林丁丁的身体？更为注意的，既然刘峰爱林丁丁，爱到柔肠似水鞠躬尽瘁，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把积攒了多年的爱，化为海阔天空风平浪静呢？

善，照着去做，不容易。可要真正理解善的不容易，更难。

善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必须正视本能欲望的存在。

编导们对许多直白场景的选择，旨在呈现出一个理性与欲望对抗的潜在背景。大众的自我贬斥着本能，生活的高尚压制着人性。所以，情节采集了个体意识里的“善与欲望”的冲突：林丁丁在事发后又哭又叫，痛苦又愤恨地重复“他是个流氓，他怎么敢爱我？”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刘峰这样的“好人”，怎么也会有同“流氓”一样的七情六欲？而且欲望的源头还是她的肉体？她想不明白，其他人包括刘峰、保卫人员等等，也同样想不明白。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善良”的爱情不含有肉欲的，尤其是在特定的军营里，“好人”是不会控制不住地搂抱女孩的。

在每个个体的意识里，如果“善”过不了本能欲望这道坎儿，我们还能有必然的根据要求别人真实的回报吗？离开了真实，即使有回报，这是“善报”吗？

善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必须尊重他人人格的存在。

从情节里设定的各种不同心态看，没有人不想尊重他人的人格。只是，在规定的含义之下、在通常的正经之中，你的人格还重要吗？编导者的欲擒故纵就是渲染了这种伪善常用的两个方法：一是假借正义，什么样的“恶话”都可以说。例如，何小萍违规穿上军装，就被大张旗鼓地搜查，就被明目张胆地指责为小偷。查其这些做法的心理原因，原来的根据是堂堂正正的，没有军装的人拍军装照就是欺骗，还要报告领导；二是假借正经，什么样的“恶行”都能干出来。例如，由于海绵胸罩，就要把何小萍当众扒光。原来的根据是你不正劲儿，不合正常“军队文工团团员”的身份，你就无尊严可谈。在这样的侮说一个人的品质、以及扒光行为的进行时，难道我们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这样”吗？

在个人自我的心理里，如果“善”过不了他人人格这道坎儿，我们还能有足够的理由要求他人主动的回报吗？离开了主动，即使有回报，这是“善报”吗？

善的第三个难处就是一定知道对方情愿的心理。

从刘峰自己的心理看，主动为别人做好事，是值得提鼓励的。但是，如果不能充分地考虑到“被好的”对方在现实里的心理感受，也许这种“好事”就变成了心理压力。越好，带给对方的心理压力就越大。这里容易被“好事者”忽视的有两点，一是你认为的“好”，不等于对方也认可的好，例如，刘峰的主动拥抱，在他的感情里是压抑不住的“好”，可在林丁丁心里不一定；二是某种情况里的“好”，不等于所有情况下都一定好，例如，刘峰放弃进修和提升的机会，在当时他的那个“活雷锋”的好人渲染中，对他所爱的人就是一种压力，无形地在他所爱的人的周围构造了勉强的氛围。其实，当林丁丁嘴上冒出“他是流氓”之时，她的心里未必真的就把刘峰当成了流氓，只是觉得她不这样地把刘峰冠以“流氓”，那她自己就会被强迫为“流氓”。如果一个女人被划归“流氓”，在当时的情境里，她的惨状可想而知，不要说她的青春被糟蹋，就是整个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在超于感性的理性里，如果“善”过不了对方情愿这道坎儿，我们还能有自由的导向要求他人美好的回报吗？离开了美好，即使有回报，这是“善报”吗？

如果把“本能欲望”、“他人人格”与“对方情愿”扯进来，也许会看到，林丁丁不是一个自私冷酷唯利是图的女人。和我们一样，她也是正常的妹子。虽然她远嫁国外的陌生人，而不接受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默默爱着她的人，但是她难道不可以那样吗？她喜欢谁，不喜欢谁，难道非得按照我们的嗜好吗？是的，她有不应该的地方。她本来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承认和刘峰就是恋人，可是，那时刻的情景不是被人撞见了吗，而且还听到了一句在她看来严重有损声誉的“腐蚀活雷锋”的话吗。在林丁丁的“情愿”里，她唯一想到的，就是摆脱这些外在的压力，如何在这场绯闻中把自己解脱干净。

“善有善报”至少要求三个前提，正视欲望、尊重个体和对方情愿。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上，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在故意地渲染当事人的“不得好报”。其反省之意在触目动心的情节安排上，以及镜头快慢的切割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刘峰被贬走，随后战场上失去胳膊，后来重罚假肢散落在地，墓地悲哀，最后不得不与何小萍同居等等。编导们的旨意，就是让观众在灿烂的阳光里消解这位主人公久违的愁思，在俏美的神色中愈合他眼中怀旧的伤痕，在玄妙的舞姿上淡漠他记忆里血火的残酷，在白白的大腿上反思他深藏着青春的不忿之际，看一看、想一想那些“不得好报”的为什么：那些享受过刘峰“善良”的他人，嘴上都说他是高尚无私的，他们也愿意“接着这股儿高尚无私的劲儿”来渲染，可其实，他们心里并不真的就承认这股劲儿。所以，一经听到有人说他“流氓”，人们都会把他往“流氓”上想，例如那些审查他的保卫人员。而在刘峰的“善良”意识里，也注定了他本人要经历从巅峰到低谷、从被捧起到被摔下的磨难。

也许观众不以为然的，在这些磨难里，刘峰只是看到了对他因为他的善良而得过奖牌荣耀的陌生，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对善良的陌生，更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意识里，为了“做好事”，不问“自我与爱、爱与善良、善良与他人人格、善良与对方情愿”的是非：如果没被人撞见，如果林丁丁不说他流氓，如果他没失去胳膊，刘峰的生活如同“流氓”事发前那样正常的发展，甚至他可能还当上了将军，那算不算“善有善报”呢？

由此可见，《芳华》们“没得到好报”依赖于群体与个体两方面的偏见。

首先，群体的偏见。当刘峰被保卫人员质问： “你的手究竟摸到什么？你的手是要把林丁丁胸罩的纽襻解开对吧？你是想要猥亵林丁丁对吧？你是流氓对吧？。。。”刘峰反过来斥责他们：“你们他妈的才是流氓呢！”这里的“你们”，只是设定的环境群体，不一定就是政工干部，不一定就是坏人，我们每个人就是“你们”的一员。换句话说，就是刘峰做了“保卫人员”，也一样，也会这么问的，甚至有过之，因为他比“你们”更善良，善良得远远不敢承认自己的手、乃至自己的那颗心就是想“流氓”。那个群体，包括刘峰、也包括你我她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就在于自己都陌生了自己的真爱究竟里面都包有什么。不信，我们就看看编导们安排这样的情节：在后来回忆时，郝淑雯感慨一句“如果他当时摸的是我，我一定不喊救命”，你不喊救命就完了？你理解的男女之间的感情，就是“不喊救命”？你会不会从心里由衷地地感谢他呢？

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真实感谢，凭什么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就拥有责难那些保卫人员做法的合理性呢？

其次，自我的偏见。一个人做好事，是行善。可是，这个“好事”的好，既要有利于别人，也得让自己高兴。只靠被需要的感觉来行动，一位忍让永远逆来顺受的话，这样的行善能被称之为善良吗？这样的善良不仅不能保证自己正常的生活，而且不能维护不被人践踏的权利。表面上看，祸害刘峰的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情形，但实际上无疑也是通过他自己的无视自己的权益的“只做好事”心理实现的。当然，我们的确不该忽视利用政治来剥离正常生理需求的错误做法，以及个体的欲望如何被集体价值观所阉割的那一面。但是，刘峰的“善”，所以能被放大到一个“活雷锋”的模板，放大到连自己的七情六欲都不要了地步，也不该忽视他身上表现着的、以致迄今我们还都认可的“只做善事不问是非”的糊涂意识。

善得不到善报，不能完全怪罪于那个年代。那时，固然是一个愚蒙的时代，但更为愚昧的则是我们自己。不管刘峰还是其他人，都既是受害人，也同时是制造者。他们制造“善良”，再摧毁“善良”：风平浪静，都喜爱行善；可一旦风吹草动，就会扼杀善行。贬低别人似乎就能保证自己远离祸根的做法，暂时的看，固然是非常理性的聪明判断，可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如果能看看这种聪明的背后，就会知道这种聪明的理性，只是刚刚从感性经验走出来的理智。这种理智被叫做理性，只是在于区分了经验对象范围内的现象与本质的差别，并没有触及理念里面的诸多本质的“是与非”，更没有自我的辨别出“善与恶”。所以，就其这种理性背后的制约看，人们所经验到的“时代”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它的好坏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人在于他们的观念，观念的自由选择则在于你我他之间、我们和祖祖辈辈的他们之间生成了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及其追求信念。

如果我们生成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不可能“善有善报”；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成者王败者寇”，不可能“恶有恶报”。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晓得假借正义、假装正经来“学而优则仕”，那么发生“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现象，是不奇怪的。

如果我们超脱不了与感性对应的认知理性，那么我们发展起来的只是理智，理智只能走近科学，不能走进真正的善良。如果离开真正的善良，这个“当年”，在我们的嘴上可以被说成“变态”的年代，可在当时他们自己看来，却是“高尚无私助人为乐”的时代。而当下的“现在”，我们自认为是“科学的理性”的时代，谁能保证我们的后代不会指责为“自私冷漠的时代”？

何为善良？不仅要懂得与感性行为善良的概念意指是什么，而且要懂得这个善良概念所以能意指那些感性行为对象的依据，善良所以能把那些行为从恶的行为规定区分出来，在于善良在自我的意识里预先地被规定出来：真正的善良，左手必然抓着真实的自我欲望，离开真实，就变成伪善；右手必须握着美好的理想追求，离开美好，就是愚善。

一个行善的个体，比如一个刘峰，一个个《芳华》们，甚至一个导演、编剧，可能不会去到“善良”的背后看看，在大众的自我意识里是依据怎样的规定理解善良的。但是，如果一个群体没有人来质疑、探讨这个“善良”的必然性及其真实的存在条件，不仅仅过去的《芳华》们没得到“善有善报”，而且今天的我们，也没有必然的保证。因为在面对“难得糊涂”的问题时 ，我们无法断定“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善良”，还是“进一步爱仁憎恶”是“善良”？

魏中军

2017.12.29